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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转型期硕士学位论文 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高等教育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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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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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等教育利益表达是指各利益主体向决策机构表达自己高等教育利益需求的过程。高等教育利益合是决策中枢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不同高等教育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进行协调、整合的过程。转型期利益分化加速,社会结构急剧分化重组。经过重新分化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及其与权力部门之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渠道,使得利益表达不畅。利益分化的无序导致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差别过大,加剧了利益冲突,使利益合难度加大。面对转型期存在的问题,我国高等教育利益表达与综合须坚持公平、自由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 高等教育 利益分化 利益表达 利益综合

利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们的活动与利益密切相关,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不同个人与群体皆以对利益的追求作为活动的动因和目标,高等教育活动亦不例外。从利益视角出发,对高等教育的分析都可以看作是围绕高等教育利益的分析,或者是对高等教育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矛盾的分析。当然,高等教育与一般的社会活动并不完全相同,它们的区别就在于高等教育是一种“以研习高深学问为内容的培养专门人才的活动”[1]p5,它通过传授知识、培养能力、陶冶情操、塑造品格等教育教学活动来培养人才。高等教育活动的这种特性决定了高等教育利益并非仅仅体现为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更体现为围绕个体身心发展的审美利益、心理利益等。

一、高等教育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的内涵

“一般谈到利益,总是意味着那是隶属于一定主体的利益。”[2]高等教育利益主体主要包括 和地方政府、高校、学生及家长、用人单位等。在高等教育活动中,每个主体都具有各自的高等教育利益需求。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将利益主体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3]p179高等教育利益主体是多元的,这些主体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各利益主体都会向决策机构表达自己的高等教育利益需求并尽可能地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过程就是高等教育利益表达。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利益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对决策中枢施加压力和影响,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某个高等教育问题提出备选方案,力图使政府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决策。高等教育利益表达包括:人们对自身高等教育利益关系和利益状况的感受并将这种感受以情绪或语言向社会进行表达;人们根据自身的高等教育利益状况向行政部门公开提出自己的高等教育利益要求;人们对于与自己高等教育利益攸关的政策、法规、制度的公开表态以及力图对政府产生影响的各种行为;人们出于维护自身高等教育利益的目的所表达的法律诉求;人们借助大众传媒或其他合法途径,面对处于利益对立面的人们所进行的公开交涉、谈判或抗争等等。[4]利益主体完成高等教育利益表达之后,政府决策部门就会根据社会公众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在调研、分析的基础上综合权衡各阶层的高等教育利益需求,对复杂的高等教育利益关系进行协调和整合,最后确认是否将此高等教育问题列入政策议程,这个过程就是高等教育利益综合。

二、社会转型期的高等教育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

社会转型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或是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理念等方面的全面转变或整体性变迁。本文所探讨的社会转型特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在全方位改革开放背景下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是社会意识、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等的变迁过程,同时也是对社会利益与资源进行再分配的过程,随之而来的利益分化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所谓利益分化是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性变革打破了原有整体性、一元化的利益格局,社会成员的利益及利益关系由一元走向多元,由同质走向异质。[5]

(一)利益分化下社会阶层结构改变使高等教育利益表达问题凸显

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利益主体从一元走向多元,社会的异质性逐渐增强,中国社会结构开始急剧分化与重组,社会阶层结构的改变首先将利益表达的问题凸显出来。一方面,利益分化加速,利益主体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扩大;另一方面,被分化出来的利益阶层或群体又缺乏独立性,利益阶层或群体之间及其与权力部门之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渠道,使得利益表达不畅。

市场经济背景下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使原有的劳动关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社会阶层结构开始急剧分化与重组。一方面,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内部进一步分化,异质性增强。另一方面,新兴社会阶层不断涌现,如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等。随着社会各阶层利益主体自我意识的增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经过重新分化的社会各阶层要求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明确各自的地位。新兴社会阶层希望得到现有政治架构的承认,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总之,只有使重新分化后的社会各阶层拥有有效的利益诉求渠道,提高其利益表达的能力和有效性才能提升他们对高等教育政策的影响力。

一个阶层的利益表达能力与有效性与该阶层所处的社会地位及所占有的资源息息相关。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强势阶层像政府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等,他们积聚着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他们利用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来表达和维护本阶层的利益,影响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知识分子阶层由于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私营企业主阶层由于其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使他们在利益表达中占据优势。总之,强势阶层的利益表达表现出专业化、知识化、组织化的特点。而对于处于社会下层的弱势阶层来说,他们的利益表达仍处于非组织化、非专业化和分散化的状态。对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及农民阶层来说,社会经济地位与受教育程度低下,使得他们利益表达的能力与有效性都受到限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对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影响力。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在对其进行分配时,强势阶层会利用自己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本和社会网络资源,通过政治参与或政策支持对高等教育利益综合施加影响。某种程度而言,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中强势阶层人员的比例较高,他们往往会在利益综合时最大限度地维护本阶层的利益,使自己获取的高等教育资源最大最优化。

现阶段高等教育资源仍然稀缺,接受高等教育后又能带来巨大回报,强势阶层更多地考虑和维护自身利益,处于弱势地位阶层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相比较而言,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行动因为受到特 度环境及物质环境下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的限制而显得比较被动。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深度和广度地不断加深和扩大,弱势群体逐渐对自己的地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们显然不满足于自身在现行体制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拥有的权利,并更为清楚地意识到现行某些高等教育政策对他们的不公,从而提出新的要求来争取自己的高等教育利益。利益表达的关键是有关行动者能够获得进行表达的有效渠道或途径。正式制度给弱势阶层的高等教育利益表达提供了合法的渠道,比如:通过选出代表自身利益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委托他们代替自己进行利益表达;还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参加听证会以及信访等方式表达自己的高等教育利益诉求。当正式渠道无法满足自身利益表达需求的时候,他们就会通过寻找社会关系、消极抵抗、甚至暴力对抗等方式将利益诉求表达出来。

以异地高考政策过程中的利益表达为例,随着人口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外来人口随迁子女的“异地高考”呼声日益强烈。这些城市外来人口大多属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新兴阶层,包括自主择业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阶层以及农民工阶层等,他们被称作新增利益群体。随着这些新兴阶层利益主体意识的觉醒,他们对自身的权利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们普遍认为现行高考制度对自己是不公平的,从而提出符合自身需要的高等教育利益诉求。新增利益群体在利益表达过程中受制于特 度环境及物质环境下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所能运用的利益表达渠道主要有上访,集会,给 表发公开信、求助于民意代表,拜访关注教育公平的学者、求助于专家,借助大众媒介等,当正式渠道无法完全满足自身利益表达需求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非理性的做法。与呼吁并推动异地高考的利益群体不同,那些流动人口迁入地的本地居民则强烈抵制异地高考,他们被称作既得利益者。异地高考这场“战役”的既得利益者,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流动人口最多的北京、上海、广州的本地居民,他们的子女享受着优质教育资源,占据绝对升学优势,丰厚的既得利益使他们排斥并抵制异地高考政策,因为一旦推行,这些地区的本地考生升入优质高校的录取率就会受到影响。既得利益群体也通过行动表达着自己的利益诉求,表面上看是他们与新增利益群体之间在语言与行动上的对峙,比如在集会中与新增利益群体的代表针锋相对并将其斥为“异闹”等。而从深层来看,既得利益群体往往拥有经济、政治、文化资本和社会网络资源的优势,拥有更强的社会控制或影响力量,这一点从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的表态可见一斑,他指出:“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6],可见,既得利益群体获得了决策层的倾向性支持。某种程度而言,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本身就属于既得利益群体,他们自然要保持现行高考政策,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这部分人恐怕就是异地高考政策的最强大阻抗者,只是他们的利益表达方式更为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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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益分化下利益冲突加剧使高等教育利益综合的任务更艰巨

社会转型使利益分化加速,多元利益主体在自身利益需求刺激下围绕实现各自高等教育利益最大化而激烈博弈。在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利益分化的无序会导致各利益主体及各阶层之间利益差别增大,有利益差别就必然会有利益矛盾和冲突。加之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人们的需要永远不可能得到全部的满足,因而不可避免地加剧利益冲突。基于以上诸多原因,国家、集体以及个人之间的高等教育利益冲突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某种程度上甚至造成了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这就使利益综合的难度加大。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这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几乎不存在利益差别,也没有明显的利益分化,个人与集体及国家的利益高度一致,几乎不存在什么利益矛盾。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利益主体格局从过去以国家和集体为单位的整体化格局,转变为包括国家、高校、学生和家长等在内的多元利益主体格局。高校、学生和家长的利益主体地位逐渐获得社会的认可,其利益追求的正当性、合理性也越来越为社会所承认。随着多元利益主体格局的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由于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在高等教育利益表达与综合的过程中,各利益主体必然会为各自的利益得失进行博弈,以期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以高等教育收费政策为例,计划经济时期实行高等教育免费政策,国家、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体现为:高校出让自治权换取国家的包办,学生让渡人力资本专有权换取免费接受高等教育,国家、高校与学生三者的利益没有分化,高校与学生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利益主体。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收费政策从“免费”转变为“收费”后,高校成为独立的法人,学生成为接受高等教育服务的消费者,高校与学生摆脱了国家的绝对控制,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国家、高校与学生的利益关系随着政策从“免费”向“收费”变迁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改变。国家作为“经济人”,也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国家急于减轻财政压力,自然会高度强调效率目标,极力追求经济效益,而这实际上是以增加学生的高等教育支出为代价的。而高校因为失去了国家的包办,也要想方设法增加收入。面对财政压力,高校往往也会做出效率优先的选择,去提高高等教育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以增加自身的经济收益。事实上,高等教育实行“用者付费”制度后,学费的定价权掌握在政府与高校手中。政府与高校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定价偏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学生的利益。实行高等教育收费政策后,学生既是消费者又是投资者,作为高等教育的投资者,学生力图取得相应的投资回报,且这种回报又高度集中在经济利益上。[7]这样一来,国家、高校与学生的利益冲突加剧,国家与高校对高等教育经济利益的高度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公共利益的损害。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阶层之间还呈现出利益分配差距化的局面,各阶层的收益出现越来越大的差异,高等教育领域也体现出大致相同的局面。以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为例,根据张玉林和谢维和等的研究,就各阶层子女在不同层次院校的分布来看,农民子女的比例随着院校层次的上升而降低。农民子女与工人、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可能性之比为1:2.5:17.8:12.8:9.4,其中在第一层次高校是1:4.0:31.7:22.6:17.4。[8]这表明高校层次越高,农民子女与其他阶层子女间的入学机会差距就越大。这种利益分配的差距必然导致利益矛盾增多,从而导致利益冲突加剧。同时,随着新兴阶层主体利益意识的觉醒,他们提出了各自的高等教育利益诉求,传统阶层的高等教育利益则受到威胁,原本隐藏在根本利益一致背后的各阶层的高等教育利益矛盾和冲突也逐步暴露出来。

综上所述,随着转型期高等教育利益主体的分化,利益矛盾增多,利益冲突也随之加剧,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呈现出更加分散化、个性化甚至对立化的趋势,基于利益分化的现实,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否认利益差异为前提的、行政命令式的、机械性的、低效率的利益综合方式面临挑战,这就意味着转型期高等教育利益综合的任务更加艰巨和繁重。

三、高等教育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须坚持公平、自由的价值取向

我国社会转型期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差别加大,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加剧,决策机构在处理不同主体间高等教育利益关系,协调其矛盾化解其冲突时必须遵循相应的价值原则。不论是高等教育利益表达还是利益综合,它们都与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伯顿·R·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价值规范中存在三个基本价值体系,分别是正义、自由和能力。其中正义指的是高等教育公平,自由指的是高校自治与学术自由,这两大价值体系或曰价值观是高等教育必须恪守的最基本的价值观,也是高等教育利益表达与综合过程中必须坚持的基本价值取向。[9]p272

(一)高等教育利益表达与综合中的公平取向是保证高等教育公平的前提

伯顿·R·克拉克提出:“现代高等教育系统承担着一项任务,即实现社会正义——让每个人都受到公正的待遇。”[9]p272显而易见的是,随着大学从象牙塔走向社会中心,高等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其中就包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

高等教育公平是人们对高等教育现象的一种价值判断,其实质是人们对决策机构是否公平地进行高等教育利益分配的一种价值判断,高等教育政策作为分配与协调高等教育利益的工具,是承载这一价值判断的载体。从应然角度来说高等教育政策内在地承担着维护国家高等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的责任。因此,要实现高等教育公平,首先必须要有公平的高等教育政策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如果高等教育政策本身存在不公平之处,势必导致不均衡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进而加剧高等教育不公平现象。当然,客观来说高等教育公平的实现的确受历史、地域、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然而造成我国高等教育不公平现象更为直接的原因是高等教育政策的偏差。[10]追溯这些不公平现象的源头我们不难发现,在高等教育政策过程的起点即高等教育利益表达与综合阶段,偏差就已经存在。首先,并不是所有的高等教育利益相关主体都有机会参与到高等教育政策过程中来,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因为缺乏进行利益表达的有效渠道,他们的诉求自然难以进入下一阶段的利益综合,最终形成的高等教育政策也就无法保障他们的利益,高等教育不公平现象由此产生。其次,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来看,我国的高等教育利益表达与综合表现出较强的“精英化”倾向,即主要是由权力精英自身通过走群众路线主动进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这样一来,一方面权力精英由于精力有限以及价值偏好等一些原因,不可能做到对所有高等教育利益主体各方面的利益需求都能够细致入微地加以体察,尤其在社会转型期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很可能会遗漏一些利益诉求,那些没有被精英们注意到的利益主体的要求可能就进入不了政治系统,最终形成的高等教育政策就难以保障他们的利益,从而导致高等教育不公平现象的产生。另一方面,“精英化”倾向还使得高等教育利益综合很大程度上受到权力精英价值观的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主流价值观,效率在价值优先序上超越了公平,成为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最大追求,高等教育公平的价值观则受到严重冲击。在高等教育利益综合过程中将效率置于公平之前优先加以考虑,就会导致高等教育的公共性弱化,最终势必影响高等教育公平。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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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高等教育利益表达与综合中坚持公平的价值取向是保证高等教育政策公平性的前提,只有公平的高等教育政策才能切实保障高等教育公平。

(二)高等教育利益表达与综合中的自由取向是保障高校自主权与学术自由的前提

伯顿·R·克拉克认为,“作用于高等教育系统的第三个价值体系熔选择原则、积极性、创新精神、批判精神和多元性于一炉。这一综合体的中心思想是自由。”“自由体系包括科研自由、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这三大学术思想”。[9]p279自由这一古老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是欧洲大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艰苦斗争而确立下来,之后被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大学所接受与传承。高等教育自由价值观既包括作为大学群体的高等教育共同体的集体自由,也包括某一所大学的个体自由。

进入现代社会后,因为高等教育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并将高等教育体系纳入到国家中长期发展的战略规划。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高等教育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的公立高校基本上是政府举办的,在法理上与政府处于同一政治框架之中,因此被认为是政府机构的延伸。为了便于跟政府部门的工作对接,公立高校内部机构设置基本模仿政府部门,从而使科层化的行政管理形式成为大学内部事务管理的“合法性机制”。[11]由于公办高校始终处于“政府从属机构”的地位,其办学方针、发展方向、战略布局、人事任免、人员编制、教师聘任、招生计划、专业设置等自然都由政府制定相应的高等教育政策来直接作出决定或者作出统一的要求和规定。必须承认的是政府某些时候会以政治思维和手段来管理高校,制定的政策某种程度上会存在一些违背高等教育办学规律,忽视学术自由、不尊重高校自主权的问题。高校是一种社会组织,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社会组织都与政府具有必然的联系。对于社会组织来说,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更何况现代社会经济、科技、文化迅猛发展,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只会日趋紧密。然而,政府对高校的管控,必须尊重高校自治的传统,维护高校学术自由,尽量给高校以更多的自由空间。因此,决策机构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时应致力于在政府和高校之间构建一种平衡、合谐的关系,营造一种自由、 的氛围。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权力机构在高等教育利益表达与综合过程中坚守自由的高等教育政策价值观,恪守自由的价值取向,须知自由的价值取向是保障高校自主权与学术自由的前提。

注:

[1] 张楚廷.高等教育学导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2] 王伟光.论利益的类别[J].北京社会科学,1998(4).

[3]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4] 李景鹏.政府职能与人民利益表达[J]. 党校学报,2006(6).

[5] 刘仁春,刘大为.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进程中的政治整合[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6] 吴葵,李赐平.制度均衡下的异地高考:政策僵滞与制度变迁[J].现代教育科学,2013(4).

[7] 李爱良.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利益博弈[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8] 谢维和等.高等教育公平性的调查与研究报告.转引自:曾满超.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9][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徐辉,殷企平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10] 唐海龙.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政府责任与对策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11] 郭垒.宪政的视角: 高等教育的权力配置[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8).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邮编:430070

(责任编辑董泽芳)

参考材料:

[1]依据伯恩斯坦教育知识编码理论我国课程类型

[2]依据伯恩斯坦教育知识编码理论我国课程类型

[3]贸易引力模型看我国高等教育出口规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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