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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本科论文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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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以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及四个重要文件的颁布为标志,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大致可以划分为改革启动、改革探索、改革深化和综合改革四个阶段。改革尽管取得重大成就,但也存在着改革以实现教育的外部价值为目标,较少关注教育的内在价值;政府主导高等教育改革,忽视高校的主体地位和市场的调节作用;外部压力是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动力,内部动力不足以及改革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自下而上”的模式不受重视等诸多问题。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应注重内涵与提高质量,回归教育本质;重视市场与优化结构,呼应社会需求;简政放权与赋能还权,凸显高校主体地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协调多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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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改革;回顾;反思;前瞻;内涵发展;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7)02-0010-07

收稿日期:2017-02-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学)一般项目“管办评分离背景下大学社会评价体系和机制研究”(16BGL172);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学社会评价体系和机制研究”(15ZDB024)。

作者简介:陆启越(1985-),男,安徽巢湖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余小波,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潇华,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成就斐然,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构建了高等学校与政府、社会的新型关系,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回顾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历程,反思改革成就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党 、国务院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决定,出台了一系列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政策,全面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实现了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以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及四个重要文件的颁布为标志,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大致可以划分为改革启动、改革探索、改革深化和综合改革四个不同的阶段。

1.改革启动期。“文革”十年我国教育领域经历曲折磨难,“文革”之后,教育领域拨乱反正、恢复重建。1977年复出后的 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直接推动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教育领域否定“两个估计”,为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1985年5月,党 、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围绕《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展开讨论,研究实行教育体制改革的步骤和措施。《决定》涉及高等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革高校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高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这一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以体制改革为主题,取得的成效有:一是确立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二是明确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改变政府对高校刚性的管理体制,扩大高校的自主权,使高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三是确定了改革高校招生计划制度和毕业生分配制度;四是实行了 、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 办学的体制,调动了各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1](P59)。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需求为目标,针对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高等教育领域体制改革的思路和措施,开启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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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革探索期。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重大战略任务,这为加快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同时也对高等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1993年2月, 、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强调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背景下,深入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纲要》针对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面临的形势、任务等,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和具体改革思路。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改革以扩大办学自主权、吸纳社会力量、探索市场化改革为主题,取得的成效有:一是确定了高等教育坚持走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统一,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的发展道路;二是厘清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体制改革是关键,教学改革是核心,教育思想和观念的改革是先导;三是明确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四是选准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突破口,逐步形成 与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管理、两级负责为主的管理体制[1](P60)。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改革在继续落实《决定》的基础上,全面探索高等教育领域的各项改革,这直接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局面。

3.改革深化期。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高等教育需求旺盛,原有的教育体系结构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人才培养满足不了社会需要,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同年6月, 国务院公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作为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主文件,同时还有一系列 和国家各部委制定的配套文件,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深化改革的新时期。这一阶段改革的成效有:一是确定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二是明确了教育体系结构改革的目标,即扩大高等教育规模,通过多种形式发展高等教育,到2010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15%左右;三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内在规律相适应、不同类型教育相互沟通相互衔接的教育体制。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改革,以人才培养模式及结构改革为重点,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国际竞争形势,为21世纪初的高等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

4.综合改革期。自20世纪90年代末,经过10年的跨越式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一个平台期。2010年7月,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回顾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律,对我国未来十年教育事业发展进行了全面谋划和前瞻性部署。会议要求切实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以“努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构建和完善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为核心,提出了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其中关于高等教育改革方面的内容有:一是人才培养质量方面的改革,包括深化教学改革,加大教学投入,严格教学管理,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等;二是提升科学研究水平方面的改革,包括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教育资源共享,推动高校创新组织模式,充分发挥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等;三是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方面的改革,包括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开展科学普及工作,积极推进文化传播等;四是优化结构方面的改革,包括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纲要》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入综合改革和质量提升的新时期。

二、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矛盾与问题,从改革的目标、改革的主体、改革的动力以及改革的方式等方面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行全面反思,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总结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成败与经验。

1.改革以实现教育的外部价值为目标,较少关注教育的内在价值

党的十四大后,我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迅速,人才需求量大。在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既要满足人们日益扩大的多元化教育需求,又要快速地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才短缺问题。为解决上述难题,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是办学主体多元化,1997年国务院发布《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鼓励民间资本等进入高等教育办学;二是成本分担,199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财政部联合颁发《高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学校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向学生收取学费;三是实施扩招,1999年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决定在年初扩招的基础上再次扩大招生规模,标志着高等教育扩招时代的到来。上述这些改革措施主要是为了缓解政府包办高等教育经费不足的压力,以及通过高校扩招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主要关注的是教育的外部价值,而对教育在促进人自身发展的内在价值方面关注不够。

长期以来,人们对高等教育本质属性的认识总是与高等教育的功能定位联系在一起,要么认为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是上层建筑,要么认为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是经济基础。高等教育具有政治功能,它传播意识形态,因而具有上层建筑属性,这是毋庸置疑的;高等教育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的属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通过培养人的素质对生产关系的改进和维系发挥着积极作用。作为社会现象,高等教育与政治和经济紧密关联,具有显著的上层建筑属性和经济基础属性,但如果因此将高等教育的本质归结为上层建筑或经济基础,进而要求高等教育依附于政治和经济,无疑掩盖了高等教育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高等教育的根本属性是培养人,是人自身的再生产。正如美国教育家杜威所说,教育过程之外没有目的,教育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和本质[2]。随着人们对高等教育本质属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加上国际环境中以人为本、质量卓越、机会公平的理念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要逐步实现满足人的个体需要和适应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真正体现教育的本体价值和功能,从而实现教育育人价值和知识价值的回归[3]。

2.政府主导高等教育改革,忽视高校的主体地位和市场的调节作用

与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相比,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是改革的设计者、发动者、推动者。1950年,政务院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规定全国高等学校“以由 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领导为原则”,标志着政府主导下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模式的形成。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从1985年《决定》的颁布、实施高校招生并轨、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到“211工程”“985工程”建设、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高校大规模扩招,再到启动高等教育质量工程、实行本科高校教学水平评估甚至高校内部的教育教学改革,如面向21世纪高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等,都是由政府规划、设计和推动的[4]。

政府主导高等教育改革,运用行政手段,通过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恢复与快速发展,大大提高发展的速度和效率,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跨越式发展即为典型案例。但政府主导高等教育改革的弊端在于忽视高校的主体地位和市场的调节作用。首先,政府主导下的高等教育改革,作为办学主体的高校在改革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高校在改革进程、改革内容、改革方式上严格按照政府的设计来进行改革,这容易导致高校改革千校一面、缺乏针对性和创造性,同时也会影响高校在改革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责任意识;其次,缺少市场调节的政府主导模式,极易形成行政管理遮蔽市场调节、主观决策遮蔽客观发展的现象,进而造成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相脱节,这势必影响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5]。

3.外部压力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动力,内部动力不足

任何改革都需要动力,教育改革也不例外。概括来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力可以分为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外部动力主要包括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压力以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转嫁的压力,内部的动力主要是满足高校自身发展需要的驱力。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因社会形态等各方面与苏联接近的缘故,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基本上也学习苏联的模式,逐步形成了计划经济下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原有的计划经济产物——高等教育体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这就迫切需要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及其体制进行不断革新,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此外,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转嫁的压力也是促使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动力。现代世界各国综合实力的竞争主要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以及国防实力的竞争上,而高等教育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必然引起各国领导、专家和学者对国外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密切关注,以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不断推动本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向前迈进。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创建的“双一流”就是在国际竞争压力的背景下实施的,意在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外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而源于高校自身发展需要的内部动力不足,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政府主导模式。在政府主导模式下,高校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一味地执行政府的计划、项目,久而久之,高校的改革便形成了对政府严重的路径依赖,改革变成了高校完成教育主管部门布置的工作,使改革失去持久的动力。因此,要增强高等教育改革的内部动力,必须要破解文化传统和路径依赖的影响,实现高校办学主体地位的回归,释放高校改革的自主权,增强高校自主发展的活力,进而为高校的自主改革提供持久的动力。

4.改革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自下而上”的模式不受重视

改革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主要指的是改革发动者是源自改革主体的系统上端抑或是系统下端,来自上端我们称之为“自上而下”,来自下端我们称之为“自下而上”。与西方国家以院校为主体主动采取的“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不同,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整体上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由于长期受官本位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只重视政府层面“自上而下”的改革,忽视院校层面“自下而上”的改革;二是体制机制改革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而体制机制改革更多的是采取“自上而下”方式进行的。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可以发现宏观方面的体制机制是改革的主题和核心内容,所有关于教育领域改革的重要文件,都十分强调改革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解决高校的行政化运行问题。显然,从这些改革的发动、主题及其推进策略等因素来看,具有较为明显的“自上而下”改革特征。在相当程度上,虽然“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主导性改革,但历史和事实已表明,仅强调“自上而下”的改革并不能解决长期以来高教领域改革碰到的种种难题和痼疾,因为“自下而上”的改革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方面,它有利于调动高校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高校改革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它有利于找准“真问题”,推动“真改革”,从而激发高校改革的创造性[6]。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回归,教育教学及人才培养具体过程等微观领域的诸多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摆我们面前,源于高校层面“自下而上”的自主探索模式,以其自身独有的优势将成为改革的重要方式。

三、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前瞻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等教育发展也进入了规模增速放缓、提升质量为特征的新常态阶段。新常态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重要变化,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能力和水平成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任务。新常态下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主体、路径和方式呈现出新的特征。针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特征,在全面总结高等教育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1.注重内涵与提高质量:回归教育本质

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高等教育外延式发展任务基本完成,全面提高质量、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议题。内涵式发展和外延式发展是两种不同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本质观和发展观。外延式发展是一种遵从外部逻辑、实现外在目的、受外部需要操控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内涵式发展是一种遵从内部规律、实现内在目的、受自身需要支配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7]。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以规模增速放缓、质量提升为特征的新常态阶段,在这个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多样、公平高等教育的需求同现有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明确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从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变到以质量提升为特征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上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协同发展。

高等教育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其实质在于回归高等教育本身。高等教育回归自身意味着高等教育职能将从经济或政治等外在属性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人才培养上来。教育是一种以“育人”为宗旨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的本质就是把蕴涵和凝结了人类生命本质力量的文化转化为个体的生命本质力量,以提高人的生命本质力量,满足人的个体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高等教育以传承文化、培育高级专门人才为使命,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文化属性,其一切功能都是通过传承文化和培育人才而实现的。因此,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价值与任务,而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必须突出教育目标的全面性,突出人的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情感、身体与心理、知识与技能等生命的整体性,将知识教育与技能训练、科技教育与人文养成、创新教育与实践锻炼等有机结合,真正实现教育本体价值的回归。

2.重视市场与优化结构:呼应社会需求

高等教育是社会现象,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社会发展需要也是高等教育发展革新的动力源泉。因此,高等教育在关注学生个人价值实现的同时,也要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承担责任,从而实现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国家需要的和谐共进,而重视市场和优化结构是呼应社会需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结合在一起,坚持高等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 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8],全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市场介入大学是当前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普遍趋势。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市场可以促使大学有效地运行[9]。一种市场化的过程,它可能会使非市场的部分沿着更有效和更为社会所需要的途径来提高适应力和革新力[10]。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和资源配置方式上既有行政体制又有市场体制,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都在发挥作用。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高等教育高度集权管理的传统惯性,政府主导的行政体制和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新时期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突破高等教育双重体制,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建立市场机制,让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将高等院校放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确立“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法则,将质量与生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促使高等院校主动承担起提高质量的责任;另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引导高等院校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根据市场需要的发展变化,灵活制订学校的发展规划、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及培养目标,逐步形成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满足社会对不同层次和规格人才的需求。

对高等教育而言,无论是规模扩张还是质量提升都面临一个结构优化的问题,结构的优化对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意义[11]。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格局日益明显,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多元化。高等教育是一个生态系统,高等教育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有着相似的内在机理和一致的态质属性。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合理配置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实现高等教育系统生态化。新常态下,我国高等教育结构生态化的实现需要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和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一方面,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发展模式,解决“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建设方面存在的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加快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全面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化特征和地方经济发展对职业性、技能型人才的巨大需求,应积极引导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鼓励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结合自身的特色和地域特点,设定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定位,激发各类学校的办学活力和发展积极性,最终形成学术型、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3.简政放权与赋能还权:凸显高校主体地位

从本质上看,高等教育普遍地具有知识的批判反思性、教学与科研活动的社会 性、组织结构的高度分工性、精神生活的超越性与一致性等传统特征。对高等教育而言,首先就是必须通过学术再生产活动与其他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分工才能实现。历史证明,承认学术活动与其它活动的分工、尊重学术活动的相对独立性、维护学术活动所必需的学术自由和学校自治条件,才能真正促进高等教育活动的发展[12]。

一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这是一种与计划经济相适应,国家集中计划、 政府各部门和省级政府分别投资办学和直接管理的体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高等教育是国家和地方政府行使教育行政管理权力的重要部分,高等学校成为教育行政管理权力行使的主要平台,无法实现办学自主、学术自治的大学“原生态”。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原有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和新时期人才培养要求不相适应,“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已成为教育界共同的呼声。为了更好地破解新时期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需要切实有效地转变政府职能,通过政府简政放权并赋能还权于高校的方式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持续地提供动力与活力。

高校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主体,只有高校拥有了足够的办学自主权,才能主动根据自身与环境的动态关系以及自身对未来发展的判断,以更好地主动适应未来发展,而简政放权、赋能还权是凸显高校主体地位,落实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关键所在。在新时期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中,简政放权的根本目的是对教育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形成“管办评”相分离,推进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赋能还权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激发高等学校办学的活力[13]。简政放权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变:从重权力到重责任,从重审批到重监督,从重管理到重服务。赋能还权的关键在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改善政府宏观管理、完善大学领导体制、优化大学组织结构、保障大学 管理、推进大学专业评价,把高校建设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在接受国家依法治理的前提下,进而形成高校办学特色。

4.“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协调多元模式

改革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除了改革的发动者源自系统上、下端不同之外,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自上而下”侧重于宏观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自下而上”侧重于微观领域的教育教学改革。总体而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模式,“自下而上”的院校自主探索模式不受重视。当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在实践中都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前者因为政策不适应具体情况而使改革流于表面,后者由于宏观的体制性障碍而使改革难以深入拓展。要改变这种尴尬的境地,除了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外,还必须协调两种改革模式,真正形成“上”“下”协同的综合改革机制。

高等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高等教育结构的多样性、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内外部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高等教育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14]。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方案的设计应从宏观、中观、微观全方位来布局和考虑。在宏观层面,重点关注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协同改革、高等教育区域结构调整、产学研合作模式改革等。这方面改革的权力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宜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在中观层面,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教、管办评分离,将大学自治、简政放权贯穿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全过程。这方面的改革涉及政府权力的下放以及教育法治建设,也应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在微观层面,重点关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创新能力提升及其相互之间的协同改革。这方面的改革主要在高校内部进行,理应采取“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15]。因此,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要协调好“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和“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主动促进两者的相互转化与谐动,最终形成“上”“下”协同的综合改革机制,从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高等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

参考范文

[1]社会转型期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刍议

[2]中国继续教育体制改革机制的多元径路

[3]基于美国教改经验的中国会计教育革新理由

教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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