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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意蕴论文范本 现代大学中“人格之治”的特殊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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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大学治理日趋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强调治理者具备高尚人格发展水平,注重治理方式符合人格发展规律,关注治理所涉及主体的人格都能得到健康发展。本文根据“人格之治”的内涵和外延,以“人格之治”的古今中外存在状态、发展脉络作为切入点,探讨了“人格之治”和“人治”的联系和区别,分析了“人格之治”对于大学办学和人才培养的特殊作用。这就是:“人格之治”能促使政府的教育行政从“过度”向“有限”转变,要求校长实现从“官本位”到“教育本位”的角色转换,明确教师的行政追求与学术追求的界限,敦促学生主动参与治理并以此促进其人格健康发展。依据这一特殊性,现代大学可以从“人格之治”的原理出发,改进治理方式,明确治理目的,优化治理途径,建设启迪人性的大学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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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格之治;人治;特殊性;大学治理;教育本位;大学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7)02-0022-06

收稿日期:2017-0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城市处境不利者社会流动教育归因及补偿机制研究”(BGA130041)。

作者简介:胡弼成(1964-),男,湖南长沙人,教育学博士,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教育管理研究;欧阳鹏,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2016年11月,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博士的一篇演讲文章“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受到了广泛关注。文中提到:北京大学大一新生患有“空心病”——价值观缺陷所导致的心理障碍,“看起来像是抑郁症,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核心的问题是缺乏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价值观缺陷所致的“空心病”其实是人格不健康发展的一种表现。“人格”有着丰富的内涵,价值观属于其中之一。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现代大学治理中“人格之治”对于人才培养、师生人格健康发展的特殊意蕴

一、“人格之治”的内涵及源头

“人格之治”的主要内涵之一是指基于领导者人格、能力和权威,用有益于人格发展的治理方式来实施治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格之治”是一种备受推崇的治理方式。它源于儒家思想,譬如中庸之“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1](P265)。“人格之治”强调管理者是有德之人,实行有德之治。如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2]。故“人格之治”有时也指“德治”。同时,“人格之治”也讲究由智慧之人来治理国家,如中庸里面提到“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1](P280)。是故,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认为,由于人的德行、智慧、性格等人格因素各不相同,由大德大智之人来领导大多数人,来实施大德大智之治,会更有利于国家的兴盛和百姓的福祉,正所谓“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1](P132)。但中国近代以来,由于科学管理理论的日盛、实践中一些领导人和管理者“拍脑袋”管理和决策的作派以及制度的某些原因所引发的、较以往更流行和严重的“人情化”治理现象,致使“人格之治”逐渐丧失其在治理国家和管理大学中的地位,演变成了“人治”,而被赋予了一些负面的声誉。

在古代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曾提出“哲人治国”的观点,这本身就是一种较为古典和传统的“人格之治”理念。“人格之治”也包含现代西方的一些治理理念。譬如现代西方治理理念里的人本原理就属于“人格之治”的范畴。人本原理强调一切管理以人为核心,讲求“尊重人、依靠人、发展人、为了人”[3]。

“人格之治”中的“人格”,是指一个人的本质属性,包括尊严、观念、素质、情感、个性、道德品质等[4]。现代广泛意义上的人格,主要指与人性相关的处理事务的某种方式、能力、性格、价值观和内在品质等。如“大学人格”表明大学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精神面貌、文化内涵等性格,尊重“大学人格”即把大学当作“有血、有肉、有思想和个性”的“人”来对待,实现自主治校和办学。如“学术人格”指的是学者对待学术的尊严、诚信正直、内在品质和学术风格,是“学识魅力与人格魅力的有机统一”,“学术人格”是学者的精神和灵魂。同上,“行政人格”指的是行政工作者在行政上表现出来的某种性格。类似的还有其他人格。我们这里的“人格”与心理学上的“人格”有区别。值得一提的是,良知是人格中很重要的成分。明代王守仁“心学”主旨就是“致良知”[5]。所谓“致良知”就是不被外物和情感所迷惑,实现人格中的“善”。社会很需要“致良知”的人,尤其是在善恶取舍的时候,不允许麻木的中立者或旁观者不辨是非甚至指鹿为马。同样,大学治理中也需要有“致良知”的治理者,用符合人格发展规律的治理方式,促使所有师生“致良知”,实现“知行合一”。

因此,本文所说的“人格之治”可以看作是与“法规之治”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一硬一软”的教育治理理念和途径。它主要重视三个方面:其一是强调大学师生的主体地位,治理是为大学人的治理;其二是强调大学师生共同参与治理,这是善治和有效治理的必要因素;其三是在大学治理过程中追求师生人性的完满发展,即回归到教育的本质——使人性臻于完善。这里的“人性”即本文所说的“人格”。

二、“人格之治”与“人治”的联系及区别

事实上,一谈到“人格之治”就使人想起“人治”这一概念。“人治”是指依靠个人权威和个人崇拜的作用来管理政权、实行政治统治,统治者的道德、言行是规范被统治者道德、言行的尺度[6],即主要强调人的治理。而“人格之治”强调治理者具备高尚的人格发展水平,注重治理方式符合人格发展规律,关注治理所涉及主体的人格能得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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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治理者的角度出发,“人格之治”推崇具有高尚情操、懂得科学治理方法的治理者参与治理。《诗经》有云,君子由于“奏假无言,时靡有争”[7],所以能够做到“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1](P299)。由此观之,治理者如果深谙“人格之治”理念,并身体力行,势必会获得很好的治理效果。而事实上,许多大学治理者由于缺乏“人格之治”的理论知识、缺乏对人性的了解,甚至缺乏大学治理经验,在治理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人治”的一些弱点。如在教育和管理中,学生往往被看作是管理者对立面的“被管理者”和“客体”。“人格之治”始自人的内在发展动力,它把所涉及到的人都看作治理的主体,而“人治”主要突出的内涵是“靠人来治”,除治理者以外的所有人都可能成了治理的客体,甚至“把人不当人”。

就治理方式而言,“人格之治”主张施行以人格为本的治理方式:从尊重人的个性出发,处处顾及个体的观念、情感、信仰、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和多样性,不寻求单一化和模式化的管理;且在治校过程中,把人当成有思想的主体看待(区别于传统的管理模式把人当成只注重个人利益的“经济人”[8]),处处给予治校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人以人文关怀和情感关照。另外,“人格之治”也追求科学、 的治理方式:它致力于在全方位尊重各主体的人格、促进各主体的人性完满发展的基础上,发挥凝聚人心、营造和谐氛围、形成发展合力、提升治理效率和效果的作用。因此,西方就有人把“领导”定义为“影响人们心甘情愿地和满怀热情地为实现群体的目标而努力的艺术或过程”[9]。也即是说,“人格之治”在关照人格的同时也关照治理本身。而“人治”主要追求学校秩序的稳定和工作的按部就班,采取一些“维稳”的措施来控制学校,很少尝试一些长远的、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改革与创新。这种消极应对之策无疑不符合“人格之治”的标准与要求。

另外,关于大学治理,我们经常提到“公平”、“公正”,即“大学守正”的问题。守正,出自《史记》,有恪守正道等含义[10]。美国哈佛大学教授John Rawls在其著作“A Theory of Justice”中具体讨论过这个“正”的丰富内涵[11]。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校长薛安克曾提出:守正最核心的六个字是“良知、纯真、高尚”[12]。本文认为,大学守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学应该守住公正,守住良知,守住大学教育的固有规律。而如何实现大学守正由于大学里不同个体价值取向、个性追求迥然不同的缘故,仅仅靠“人治”和“人格之治”是无法完全实现的,这就还需要依靠维系公平、公正的“法规之治”来治校。而在法规治理实践中,人们又喊出了“人性化执法”的口号。“人性化执法”是指关照人格人性的、文明的执法方式。事实上,在大学依法治学过程中,“人格之治”将对“法规之治”产生不可或缺的正面作用,相反,“人治”对“依法治校”造成干扰的现象却屡见不鲜。

综上,“人治”这一概念具有更多的负面内容,“人格之治”更符合现代大学治理的需要,或者说“人格之治”是“人治”的更高级的治理阶段。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学治理实践中,“人格之治”还需兼施“法规之治”。“人格之治”始自人发展的原生、内在的固有动力,而“法规之治”是从人的外部施加的震慑和强制力量。法规的作用可以帮助塑造健全的人格,人格的完善又可以袪除法规带来的局限。兼施“人格之治”与“法规之治”是大学善治的“不二法门”。此处我们旨在说明大学“人格之治”对于“法规之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法规之治”之于现代大学的特殊意义,我们暂不详谈。

三、“人格之治”对大学办学及人才培养的特殊作用

大学“人格之治”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大学教师和学生这两个不同主体。大学教师的特点、工作性质,大学生作为“成长中的人”之特殊性,以及“与大学师生密切关联的科学知识和真理非行政或法律法规所能裁决的对象”这一属性,都决定了在大学中实行“人格之治”的重要意义。

其一,“人格之治”促使政府的教育行政从“过度”向“有限”转变。1949年以后,中国移植了前苏联模式,对大学实施政府高度集权下的计划管控。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制度导入,大学从法律上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治校权。时至今日,虽然政府怀有“远离”大学的美好愿景,但由于制度遗传和历史路径依赖,政府依然对大学实施行政主导的治理模式,依然扮演“过度”的角色[13]。譬如,在《光明日报》上有一篇这样的文章:高校依法治校机制仍有错位现象。文章的作者及其团队利用相关活动及网站,以实地考察与问卷作答相结合的方式对北京、上海、江苏、广东、陕西、湖北、湖南等20个省市40所高校进行了调查,调查内容集中在“权力配置”、“学术保护”、“评价认可”、“权力监督”、“权益救济”等方面。研究结果显示以上几个方面皆出现了依法治校机制的错位问题。从“人格之治”视角来看:其一,依法治校机制错位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行政职能“过度”。如文中提到:“在学校权力配置机制为何错位问题上,调查中有95.3%的管理人员、98.7%的教师、96.8%的学生认为权力配置规定措辞模糊、笼统,定位不清晰,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监督乏力;行政权力强化,学术权力弱化;各种权力之间的法律法规界定不是很清晰,相互之间容易发生错位”[14]。师生们的一致看法表明:在依法治校的过程中,由于行政权力干涉,依法治校机制发生错位,“法规之治”没有收到应有的成效。其二,依法治校机制的错位又导致了行政权力泛滥,行政权力泛滥之流弊势必对大学教育管理工作造成严重干扰,使之偏离正确的、健康的轨道。这样一来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久而久之,必将使得大学教育岌岌可危。其实,无论是依法治校机制的错位导致行政权力“肆意横行”,还是行政“过度”诱发了依法治校机制的错位,皆是因为缺少“人格之治”带来的后果。这不仅是学校教育或行政法律法规的问题,而且是因为没有从尊重人、关心人的以人为本的治学理念出发。实施“人格之治”既能促使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严格限制行政职能,从最大程度上减少对大学的干预,又能避免单纯实施“法规之治”带来的弊端。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发挥“法规之治”的效用,纠正依法治校机制的错位,而且能让大学治理严格按照教育的规律进行,从而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

其二,“人格之治”要求校长实现从“官本位”到“教育本位”的角色转换。由于大学的资源尤其是公办大学的资源主要来源于政府,大学长期以来产生了对政府的资源依赖。资源依赖导致作为大学法人代表的校长,为了满足政府的诸多要求而让渡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从而形成以上级政府为贵、为尊的“官本位”现象。同时,由于大学校长主要是由上级主管部门行政任命,这就决定了大学校长习惯于遵循由上而下的行政逻辑,对政府主管部门负责。这种“由谁主管,为谁负责”的方式也是大学校长“官本位”现象的重要原因[15]。但是,学术追求和科学真理并非行政和法律法规所能裁决的对象,学者或追求真理的人才是最合适、最具资格的裁判者和看护人。这就需要大学管理者基于教育的逻辑而非行政的逻辑来管理大学。换句话说,大学校长在教育管理工作中,应该以教育为本位。所谓的“教育本位”是说校长从学校教育出发,依照教育的规律和人才成长的原理来培养人才和治理学校。因为大学校长首先必须懂教育、识人才、关照师生人格、争做人格示范的“教育家”,才有可能在大学这样的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的场所做好令人信服的领导工作。“人格之治”尊重大学管理者和师生的人格,在学校运行和发展过程中,“人皆可以为尧舜”。可见,“人格之治”要求并帮助校长实现从“官本位”到“教育本位”的角色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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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人格之治”明确教师的行政追求与学术追求的界限。在国外著名大学,行政工作是大部分学者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行政工作会浪费其太多的学术时间,纯属一种服务性质的专门工作。在国内则恰恰相反,教授等大学教师纷纷为行政职务争相竞逐。分析个中缘由,中国传统“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是这种现象的文化基因;大学通过行政职务来激励或留住学术优秀的教师是这种现象的制度归因;与行政级别成正比的资源配置权是这种现象背后的利益诱因。在大学治理过程中理应把行政和教学区分开;如果不加区分,那就可能引发“用学术为行政开路”和“用行政为教学谋生”的行径。比如现实中很多领导是“学术权威”,很多管理者空有“教授”头衔从未上过一堂课,这类情形主要因为现行的管理制度对行政追求和学术追求的规定界限模糊。可见,行政人员和教师理当在“人格之治”之人格平等、权益公正、管理科学等理念的指导下,深谙自己的职务定位,“在其位,谋其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教师只有明确了学术追求与行政追求的界限,有效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才能保证教学或行政工作的质量和秩序,保障和推动自己及学生的人格健康发展。

其四,“人格之治”敦促学生主动参与治理并以此促进其人格健康发展。学生是大学治理的参与主体,是学校教育的消费者,是大学权益最重要的相关者。但是在现代中国大学,学生往往成为理论上的治理主体,实践中的治理客体。在现今制度下,学生虽然也参加“学生会”或者“学生代表大会”来表达意愿、处理事务,但是,这种形式并没有保证学生实质上有效地参与学校治理。比如“学生代表大会”在很多高校只能起到反映学校行政部门意志这个作用,虚有其名,学生依然是“被动治理”的对象。在很多情况下,学校行政部门通过控制学生奖助学金评定、干部竞选、评优、入党、论文答辩、毕业与学位证书颁发等与学生密切相关的利益,来捆绑学生治理意志的表达。这种“权益制约”导致的结果就是学生的“极有限参与”甚至“象征性参与”。从重视学生人格健康发展的“人格之治”的视角出发,学生才能“主动治理”。学生主动参与治理不仅是“人格之治”的内在要求,而且是大学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学生最清楚自己的个性、优缺点、心理活动、兴趣爱好等内在本质,因而,只有学生在“人格之治”的积极引导下主动参与治理,大学才能制定出针对性强的、符合学生自身发展需要的治理和培养方案。

四、以“人格之治”建设启迪人性的大学共同体

大学是遵循教育和人才成长的原理设计出来的特殊场所。教育就是要发掘人的潜力,发现人的价值,把人培养成为人。而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人格之治”起着其它治理方式或理念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这要求建设好大学这一人类文明的美好共同体。

1.从“人格之治”的原理出发,改进治理方式,明确治理目的,优化治理途径。

第一,以“人性的教育学”和“积极心理学”为理论指导来治理大学。现代社会,随着教育领域内“人性的教育学”的研究发现和心理学领域内“积极心理学”的产生和应用,把这两大理论恰到好处地运用到大学治理中来,更新“人格之治”的观念,提高“人格之治”的效果,是未来大学治理的发展趋势[16]。“人性的教育学”和“积极心理学”是建设大学这个“知识共同体”和人类精神家园的理论前哨,是以教育本原精神培育学生积极品质的“良药”[17],最终有利于教育导向人类的福祉。

第二,让利益相关者分享治理权力。从学校内部来看,治理主体不仅仅是以校长为首的行政人员,教师和学生都要有代表参与治理,学校的每一个人都要拥有表达自己意愿和意志的渠道和追求自身权益的空间。要通过建立治理权分享机制,让利益相关的教师和学生真正参与到大学治理中来,形成一种“共同担责”和“全面合作”的机制[18]。 型治理是要回归大学治理的本质,要积极推进“单边治理”向“多元治理”转型,让大学的治理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实践中,大学多元治理、经常议而不决,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因此,教育尤其是大学的常态应当是慢节奏的,更不能单方面以经济效率来衡量教育效益。

第三,以“疏导”为主,“法”“德”兼施。以人为本的大学治理方式追求“疏通”,讲求朝着有利于人成长、成才的方向“疏导”,主张实施“一切以人为中心”的“软办法”。这固然是大学教育的必需之策。然“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19](P150),在大学治理实践中,我们也有必要适当施行“强硬”的法制办法:“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依法治校是完善大学管理制度的基础,是大学实现科学之治、 之治的关键。但是,如果我们过多关注“强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路径,又会导致许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无法实现、大学师生的人格发展遇到阻碍。所以,依法治校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运用“道德”、“人格”、“致良知”等手段,重视人格、尊重人格、引导人格发展,因势利导,因时适变,使“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第四,大学治理从行政型向学术型转变。“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主要是说行政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也可用以说明上级的行政权力与下级的学术权利之间的关系。公共权力的行使需要等级和科层的设计,但这不是说上下级之间在公民权利上不平等。公民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学者的学术权利不能划分等级,应该是人人平等。大学的“人格之治”追求以学术理性作为治理的中心和重点,弱化行政的力量,尊重教师、学生作为学者的“学术人格”的平等。事实上,大学是育人的地方,自由人格、高尚人格都需要得到尊重和张扬,不能任凭追求政绩的行政和追逐经济效益的工程来做有违教育原理及规律的干预。

第五,普及治理知识,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从宏观上来说,治理和管理是有区别的。治理主要强调主体多元、内容多样、方式多种,从战略上出发,主要涉及决策和制度制定。大学治理者普遍缺乏治理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因此,应对各个治理主体进行治理文化的普及和专业的培训,让他们清楚“人格治理”的内涵、目的以及方式方法,不能让“人格之治”蜕变为“人治”。另外,校园文化中要增强关于“人格治理”的宣传,提高校园人的“人格治理”意识和责任意识。每位治理者要对自己在治理过程中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要防止或杜绝损害人格、人性的非人道的所谓“执法行为”。

第六,实行大学分治。大学分治是“人格之治”的要求之一。大学分治的涵义,即分类、分工治理,各司其职。如行政人员专门治理行政,教师和研究者专门治理学术,而学生,则各自治理自己的学习任务、学习方法等等[20]。“人格之治”推行一种人人参与的“全民治理”,所谓“上下同欲者胜”,只靠少数几个当头的治理者劳顿而缺乏广大师生协同、配合治理,是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治理效果的,正如“故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19](P135)。大学分治既是一种 治理又是一种专家治理,以求达到一种“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19](P25)的治理效果。说是“无为”,其实每个人在人格完善方面都大有可为、大有作为。这是一种符合人格、人性发展的治理方式[21]。

2.“人格之治”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治理的灵活性,重视反馈环节,也要讲究“中庸而治”。

现代大学“人格之治”就像是一个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的有效运作需要灵敏且精准的传感器、应变及处理问题能力强的控制器,以及反馈调节。传感器即为监测、评价机构,一旦出现需要治理和违规治理的现象就能立即发现和预警,使得治理和纠正治理都能得到及时实施。及时治理能提升治理的效率、效果,降低治理的成本。贻误治理时机的后果,轻则像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羊毕竟没了;重则像中国古代蔡恒公由于讳疾忌医而贻误医治时机,终至回天乏术。治理者担任控制系统中“控制器”一职,要有灵活的头脑,灵机应变的能力,对传递过来的信息能有效处理并迅速做出治理决策。反馈调节即是对治理结果进行反馈,每次治理之后都要跟踪治理结果,而不是实施治理了就不再理会。治理得怎么样要不要继续治理下次应该怎样治理这些结果都要反馈给“控制器”,让它做出判断,什么时候终止治理,是否改变治理方式,并由其将本次治理经验反映到下次治理中去。另外,如果控制过多或者控制不够都能得到反馈的话,就可以确保适度和有效控制[22]。简略而谈,“人格之治”包含控制系统的“事前预防”、“事中控制(治理)”、“事后总结”三个环节。它的特点就是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灵活变通,预防事故的发生或将损失降到最低。因此,要充分利用其优点,事前做出合理预防,意外的情况发生后能迅速做出紧急预案,事后做出全面总结并反馈到下一次的治理当中。

中国古代哲学常谓“君子依乎中庸”,同理,“人格之治”也讲究“极高明而道中庸”。“人格之治”要根据社会和时代的具体情况而定,大学“人格之治”则要根据不同大学自身的特点和实际来设计和施行。别的大学或者别国大学好的经验可以参考和借鉴,但不能不加考虑而全然照搬。治理者也不能施行一些看起来很理想却又太过超前的治理办法,企图达到“大跃进”。大学的发展和治理都需要时间和时机,如“管办评分离是大学走向善治的契机”[23],就需要把握好这个时机。另外,治理要适中,善治既不能浅尝辄止,也不能过犹不及,适度地施行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综上所述,现代大学治理要求我们从“人格之治”的本原和本真出发,厘清“人格之治”与“人治”的区别,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用不同的方法和策略,优化大学治理,建设启迪人性的大学共同体。大学“人格之治”不是一蹴而就的单一流程,也不是立竿见影地治疗“空心病”的灵丹妙药,而是适切于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的、系统的、内在的治理理念和方法论。大学只有始终不渝地遵循人格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做到与时俱进,大学培育人格健康的大才方能奏效。

参考材料:

[1]政治其文学的关系

[2]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3]推进中职学校 政治建设刍议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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