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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设计结业论文模板 打算配额制下的准生权生意业务机制设计——以全面放开二孩为配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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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机制设计论文范文,可作为选题参考.

杨华磊1,王辉1,周晓波2

企业激励机制

国外我国试点省市碳配额总量设定分配之经验借鉴

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影响因素

我国碳配额市场交易模式市场建设建议

取消稀土出口配额制度的福利

(1.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2.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

内容提要: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还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将面临人口结构失衡和人口总量过大的双重问题,人口结构失衡要求我们放开生育政策,人口总量过大又要求我们不能完全放开生育政策。那么,在全面放开二孩与不限制生育之间能否寻找到第三条路本文设计了一种计划配额制下的准生权交易机制:对准生权一统二放三交易,这即能满足国家在总量上控制人口,使得总量目标得到落实,避免掉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也使得人口结构在微观上得到优化,生育行为在家庭间、时间上、空间上以及不同收入阶段上配置,达到为未来老龄化社会储备人力资源和提高人力资本的目的,最终解决中国在老龄化社会中所面临的人口结构失衡和人口基数过大引致的未富先老和资源环境压力过大的问题,进而协助中国迈出中等收入阶段。本文认为,计划配额下的准生权交易制度改革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键词:计划配额:人口结构:婴儿潮:准生权交易:人口总量

中图分类号:F2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 8576( 2016) 02 - 0013 - 009DOI:10. 16716/j. cnki. 65 - 1030/f´. 2016. 02. 002

一、引言

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60后婴儿潮出生人口逐渐退休,90后和00后生育低谷出生人口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这种人口世代更迭导致中国劳动力开始持续短缺,人口老龄化进程开始加速,随着少子化趋势的继续发展,中国生育水平将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如果中国还继续实行严格的一孩政策,将会导致人口性别比失衡,且在不改变养老制度以及退休制度的情况下,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随即而来的老龄化社会中资本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很有可能会因为过重的养老负担和过多的老龄人口而制约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故生育政策改革迫在眉睫。最近几年生育政策逐渐从严格的一孩政策到双独二孩政策,再到单独二孩政策,再到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如果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下释放的生育力量过多,国家可能会面临生育失控和掉人马尔萨斯陷阱的风险①,如果释放的生育水平低于所需要的人口数量,则很可能陷入继续放开三孩甚至鼓励生育的被动情景,然而,生育政策调整具有不能够向后调整的刚性。总之,全面二孩政策执行之后,生育力量无论是释放得过多,还是释放得过少,计划下的生育水平总无法达到国家想要的水平。

面对此情景,未来伴随着人口世代更迭可能引致人口结构持续失衡、引致推动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引擎熄火以及随即而来的加速老龄化带来的养老负担过重和资本引擎的熄火。为了扭转人口结构的持续失衡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被动局面,为了给未来老龄化社会储备人力资源和提高人力资本,降低养老负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重启劳动力和资本引擎,协助中国未来顺利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同时,在中国当前人口总量问题依然突出的背景下,为了缓解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中等收入阶段实现国家对人口总量的控制,最终对生育政策的改革也就显得越来越急迫且重要。

面对中国如今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现实,以及中国人口总量过大、人口结构失衡(性别比过高、老龄化严重、超生现象严峻以及人口失控的风险)以及计划生育的被动情景,人口结构失衡要求马上放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总量过大又要求不能过快过大地放开生育,在技术水平一定和产业结构一定下,环境和资源问题就是人口问题。②面对人口总量过大、生育失控、生育政策不能向后调的刚性以及有可能掉人马尔萨斯陷阱的风险,虽然政策透露出继续放松的意愿,但又害怕全面放开,面对中等收入阶段下人口结构失衡,以及由其引致的可能掉人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又不想放开。因此,能否在全面二孩与不限制生育之间寻找到第三条路,本文尝试给出计划配额下的准生权交易机制来摆脱这一中国在生育政策选择上出现的困境,当然这也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选择。

二、现有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评价

有一些学者对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全面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而有一些学者则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当时实行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该政策比较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因为上世纪60年代中国出生的人太多了,资源环境压力大,影响了社会、经济以及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人口数量大,导致在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各项人均指标就落后了。虽然该政策在后来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我国还处在中等收入阶段,各项指标特别是平均指标出现指数型的增长。计划生育的优点是在当时人口快速膨胀和我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亟需发展提高的关键时期,政府意识到人口控制和优生优育的重要性,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和出发点是合情合理的,即使在当前,面对巨大的人口总量,生态和环境压力依然巨大,计划生育的初衷和内蕴的精神对当前依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是由于计划生育过分缺乏弹性和强调计划的生育政策,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该政策目标和执行手段单一固化,如从双独到单独,从单独过渡到全面二孩,忽视了阶段性政策评估,没有渐进性微调以及补偿性的机制设计,这使得生育政策陷入了被动的情景,在生育控制上过度依靠计划,而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可能会出现持续严重的失衡,进而出现未富先老的状况,因而放开生育显得紧迫且重要:由于我国还处在中等收入阶段,完全放开生育,过度释放生育力量有可能面临生育失控和生育陷阱的风险,而在释放的生育力量不够的情景下会出现继续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被动情景。总之,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公平有余,效率不足:初衷没错,但需微调;计划太强,市场不足,最终因为过度计划又制约着计划优势的发挥。在人口结构失衡、人口总量过大以及生育政策总是无法落实的被动情景下,引入市场机制,进而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解决性别比失衡、老龄化、资源环境压力和计划生育政策被动的情况就显得紧迫而必要。

查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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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育权为何要进行交易

(一)中国面临人口总量基数过大和人口结构失衡的双重压力

我国目前还面临的人口总量基数过大和人口结构失衡的问题是传统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解决的问题,目前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也可能无法解决该问题。其原因分析如下:

1.传统计划生育政策存在弊端。一是政策执行的空间缺乏弹性,由单独放开到双独放开的政策放松也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机械层面,操作技术简单但灵活性不足,使得想生的且有培养能力的家庭因为计划生育而不能生,想生但没有培养能力的家庭使劲生,不想生的家庭还是不想生。二是政策执行时自上而下的单向性,缺乏与自下而上的对接,家户之间、区域之间和不同时期之间没有交互配置,生育政策整体来看是静态的计划思维的结果,没有前瞻性和动态优化,引致老龄化、性别比失衡以及超生、扭曲生育意愿等现象的发生,使得国家对生育行为和生育总量的控制力减弱。

2.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也可能出现问题。一是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下释放的生育力量过多,国家可能会面临生育失控和掉人马尔萨斯陷阱的风险。因为当前的中国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储蓄养老和社会养老还没有占据社会主流,养儿防老和家庭养老还是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农村地区,所以在此条件下的计划生育制度下的人口总量控制政策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需要把人口生育水平控制在更替水平左右。另外,在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条件下,人口总量就是引致资源和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二是人口结构失衡。伴随60后婴儿潮出生人口的退休,90后和00后生育低谷出生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新增劳动力大幅度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廉价劳动力要素一去不复返,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也开始加快,而且60后婴儿潮出生人口也将面临退休的高峰期,迎来养老潮,劳动力养老负担加大,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出现了未富先老的迹象。此外,在局部地区性别比失衡也比较严重。三是在人口结构失衡的条件下,全面放开二孩后,有可能存在如下情景:想多生的生育意愿无法释放,不想生或不想要二胎的生育力量却又无法置换,由此造成释放的生育水平低于所需要的人口数量,既使人口总量目标就无法落实,也使结构问题得不到解决,最终很可能陷入继续放开三胎甚至鼓励生育的被动情景。

因此,目前需要统筹好人口总量过大和人口结构失衡这两个问题,同时规避生育政策被动的情景。如何设计一种机制使得想多生的家庭能够多生进而弥补不想生家庭的生育空白,从而做实生育政策放松的预期目标,同时解决中国人口结构失衡、人口总量过大以及计划生育被动的情景,这需要在计划生育制度下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与不限制生育政策中间找到第三条道路以供选择,使得在这种机制设计下的全面二孩政策效率更高,产生的人口增量更多,并且能够解决中等收入阶段的人口总量过大和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免于掉人马尔萨斯陷阱,免于生育政策被动、生育行为失控和跌人中等收入阶段生育陷阱。自Coase( 1960)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解决公地悲剧以及经济行为负外部性问题的权力交易的制度安排后,随即而来的排污权、碳权、水权以及资源权等关于权利交易的行为日趋兴起,这给我们以启示。本文认为,计划生育下的准生权交易制度通过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共同作用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因为中国区域、城乡、家庭以及不同时段的家庭在收入水平和生育观念上存在巨大差别,且这种差异形成的生育水平不均衡性是长期存在的,所以通过计划手段控制生育总量,通过市场手段对区域、城乡、家庭以及不同时段的家庭的生育水平进行调整,应能完全释放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威力。

(二)当前世界各国生育政策的非限制性

如今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各国自身人口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致使发达国家普遍鼓励生育,而落后国家不限制生育。生育权是人类的基本权,也是公共权,当然也有国家认为生育也是人类的基本义务。不可能有完全自由的自由,全球生育权需要加以控制。面对无法协调的全球人口博弈,面对资源的约束,世界人口不可能无限地增加,人口数量总该有个上限,人口总该有个最优的适宜规模。马尔萨斯原理也不是没有道理,因此,需要我们冷静下来思考。如果未来人口战争在全球打响,并且我们承认人口总量存在上限,在技术和产业结构不变的假设下,人口的无限增长必然使我们承认存在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的限制,并且人口的膨胀是环境和资源问题的直接原因。那么,未来联合国必须象对待类似碳排放一样,在全球分配生育指标,如出台国际生育法,规定每个国家每个公民只拥有两个生育指标。中华民族如何在有限的生育权上,使得民族繁衍昌盛,并且屹立东方不倒呢那么,在计划生育2.0时代开展计划配额下的准生权交易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

(三)避免生育水平波动对经济和社会系统造成冲击

当前劳动力短缺是结构性的,这在学界已形成共识,但对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是不是一个阶段性问题还存在争议。一些学者,如黄少安认为,中国主要有60后婴儿潮,80后婴儿潮,这波婴儿潮到哪里哪里堵。等他们开始上学时,上学难;开始找工作时,就业难:进入购买住房年龄时,住房价格上涨:进入退休年龄时,养老金紧张,那么,等他们去世了,是不是老龄化就不存在了。所以对当前老龄化下的低生育水平,不用大惊小怪,等婴儿潮一代逐渐离去,生育水平自然就上去了。本文并不认同这个逻辑,做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不能拿现在的眼光看待将来,因为未来当60后婴儿潮一代去世之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生育状况,真的很难说。将来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表现为生育水平下降。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进入和平时期,普遍迎来了婴儿潮世代,日本的45 -49世代,美国的46 -64世代,中国的61 - 72世代,德国在50年代和60年代同样出现了婴儿潮,等等。如今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普遍进入退休年龄,迎来世界上新一轮的老龄潮问题,由于老龄化社会中养老负担过大对生育水平的挤占,发达国家,即使鼓励生育,生育水平也很难提高。因为抚养老人对生育孩子有挤占,故少子化和老龄化共存是必然。但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也可能不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而可能是一个阶段性问题,那么就可能出现第二种情形,即当二战之后的婴儿潮一代去世后,社会进入通缩时代,生活和社会抚养成本下降,同时婴儿潮一代退休引致的养老潮使得社会养老无法持续,人们自发地回归家庭养老,重视家庭生活,这时生育率就可能会有所提高,即随着老龄化的消失,少子化也将消失。如果老龄化是一个阶段性问题,那这个阶段到底是多久譬如这个阶段是30年或者是50年如果中国的老龄化是一个阶段性问题,我们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在政策选择特别是在生育政策选择上,可能就不一定那么刚性,可能会更多地采取一些非人口政策,而不是鼓励生或者惩罚不生。

在当前我国国情下,计划生育政策不放不行,完全放开下如果释放过多生育力量也不行,如果放开生育还是无法释放生育力量,计划生育政策又陷入被动的局面。当前的政策取决于我们对未来的判断,而对未来的判断又取决于未来的历史环境,所以我们很难决策,即使决策,也很难知道对错。因此,为了免于被动地应对未知,在当前恰当地引入准生权交易机制毫无疑问是解决上述两难问题的一味良药。通过计划配额下的准生权交易制度设计,从宏观上实行准生权计划配额,在总量上控制人口生育上限,使得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很高的时候,生育水平也不会太高:通过准生权市场化交易,在结构上搞活和微观上置换准生权,从而实现准生权在不同人群之间和空间上的流动,让准生权转让给有较强生育意愿且有较强抚养能力的家庭,从而保证在生育水平低的情况下生育能力仍然得以释放,并且提高生育质量。因此,通过计划配额下的准生权交易制度设计,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调节下,无论是在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还是在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高的情况下,都可以达到落实生育总量和提高生育质量的双重目标,真正实现为未来储备人力资源和人口红利的目的,同时又避免过度的人口波动或者生育波动对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冲击。最后,国家需要做的就是制定准生权交易规则和负责监管,以及对基于不同地区资源约束和环境承载力、经济增长速度以及人口老龄化速度等基准汇总而来的总和生育数量进行微调。

四、计划配额和初始准生权指标的分配

计划配额更多地体现在初始指标的发放和分配上面。首先应根据地区的老龄化程度以及环境和资源承载力,参照民众生育意愿进行配额汇总,进而制定出合适的初始准生权指标,以达到总量控制的目的。这样就面临着制定出一个什么样的总量指标的问题,本文认为这个配额总量应是计划的结果。因为如果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虽然未来能够最大化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婴儿和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问题,但是中国人口总量问题依然存在,这就违背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否定了计划生育几十年内取得的成效。当前中国还处在中等收入阶段,全面放开生育会使中国面临生育失控和可能掉人生育陷阱的风险,同时过多的人口总量引致生态环境压力巨大。因此,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人口总量控制依然不过时。如果继续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未来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人口结构将持续失衡,人口和资本红利将消失,如果创新速度减缓,中国仍处在中等收入阶段,那么将会引致中国陷入中低收入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仅出台全面放开二孩的生育政策威力可能不能完全发挥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总量目标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是不合理的。因此,根据中国的国情,应制定全面放开二孩的总量控制指标,以使实际生育水平等于或者略高于更替水平,才能免于全面放开下的生育失控和中等收入下的生育陷阱。

接下来是汇总的初始准生权指标如何发放的问题。每个新婚的家庭应免费拥有两个生育指标,再从社会公平的角度上照顾特殊对象,如照顾从事特殊行业的人群(如高危的爆破行业)、特殊家庭(如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特别区域(如老龄化极其严重的区域)家庭和特殊民族(如中国的少数民族)家庭,又如在准生权交易系统还没有开始运行之前,可以考虑三个指标,从全面放开二孩下的代际不公平性上看,应照顾到以前计划生育时代下的独生子女家庭,可以考虑给这些家庭的子女三个或者四个生育指标。国家综合考虑后,设定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的总量指标,每年发放一个固定的二孩准生权指标。如果准生权交易系统已经运行,国家可以将剩余指标采取抽签制和拍卖制的方式发放。抽签制的初始指标发放模式是每年新结婚的夫妇可以免费获得两个准生指标,国家每年制定出准生权总数量,全国一个市场,除每对夫妇原始的准生权指标外且没有抽中过签的所有育龄合法家庭对当年发放的准生权进行抽签,只要抽中过一次,则永久不能通过初始分配获得免费的准生权指标,只能去准生权交易系统购买。其步骤为:在交易系统递交材料,审核材料,若审核合格,在系统中进行抽签,如果抽中,进行公示,公示合格后将拥有三孩准生权牌照,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布虚假信息,将给予其极高的惩罚。政府主导的准生权拍卖制,是指根据情况,每对新婚夫妇初始免费获得两个或者三个生育指标,国家每年汇总得到当年要发放的准生权指标,对此无论何种家庭,只要是新婚的、合法的夫妇都可以参与竞价。步骤是:在固定的交易场所居民先从政府手中通过拍卖的形式获得准生权,然后这些准生权可以在成立的交易系统中进行交易。最终无论是新婚家庭,还是非新婚家庭,无论是国家免费发放的原始准生权指标,还是每年根据国家政策抽签抽中的准生权指标,还是免费配送的准生权指标,无论是有准生权指标的,还是没有准生权指标的,大家都在交易系统中以类似结婚证 的形式进行注册,然后买卖准生权。当然,这种制度的实施需要进行计划配额下的准生权平台建设和交易规则的设计。

五、准生权交易平台和交易机制的设计

(一)交易规则的制定

1.准生权交易原则的制定。首先是效率性原则,必须保证准生权交易能够使得人口总量目标得到落实、结构得到优化,即让生育权能够在家庭之间、在不同的时间上以及在不同的区域和行业之间充分流动,真正实现愿意生育、有能力抚养的且没有准生权指标的家庭去置换那些不愿意生育或者没有抚养能力的家庭的准生权指标,使任意时刻的准生权都落到有培养能力、愿意生育以及愿意培养的家庭当中,最终为未来老龄化社会中储备人力资源,提高人力资本,缓解资源以及环境压力,缓解未来老龄化社会对经济系统的冲击,以解决人口结构失衡和人口总量严峻引致的多重问题,使得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其次是公平性原则,体现在准则的公平上:其一,初始准生权的分配必须公平,而这种公平性可以体现在代际生育权的公平上,不同家庭、不同区域以及不同行业等家庭生育权的公平,如不能过度侵害当代人的生育权,也不能过度侵害后代人的生育权和资源享有权,公平的准则必须是多元的和综合的;其二,交易必须公平,体现在如何避免交易系统中垄断、投资联盟、囤聚,炒作准生权的行为,如何避免没准生权的生育行为,如何避免准生权价格的剧烈波动、非正常上涨,以免偏离准生权交易的初衷和非正常剥夺他人生育权的行为:其三要避免过度生育,以免造 与自然的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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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准生权交易所交易制度的设定。准生权交易平台将是一个新成立的平台,不像排污权、水权以及股市等交易平台,西方国家已经存在且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而中国的准生权交易在国际上将是首次的,因为计划生育是中国独有的,所以在准生权交易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初始没有想到的技术和规则上的漏洞,这就需要在交易中加以完善,所以交易时间的设定除了夜间休息时间外,还需要有类似股市中午休市以及周末休市的制度,这样才可以给监管部门修补技术和规制漏洞提供时间,同时还要有及时规范市场的不规范交易行为的时间。当然为保障准生权交易平台的建立以及正常运营,必须对每次交易收取一定量的交易费,类似股市上的手续费和交通部门的过路费一样:为避免准生权交易中的炒作和投机行为,以及交易场之外的非法交易,需要一定的配套措施加以保障,如对偏离准生权交易效率和公平原则的交易行为以及造成准生权价格剧烈波动的行为,必须限制每个合法家庭任意时刻拥有准生权的数量上限以及交易频次,并建立类似股市的涨停或者跌停制度,这样才可以达到及时规范不正常交易行为的目的。对在交易之外的个别非法超生现象,必须要制定出相关的监督和举报制度,提升举报的奖励份额,成立专门的接纳举报的机构,对于超生的家庭加大处罚额度,如给予远大于当前市场准生权价格的罚款,并对其备案留信。

(二)定价机制的设计

准生权的交易必须有相应的定价机制,关于准生权的定价方式可以有三种,前两种类似股市中的竞价机制。

1.完全自由的竞价机制。就是在一个近似的完全竞争的交易平台中,各个家庭自由地报价,买方公布一个购买准生权的价格,卖方公布一个 准生权的价格,市场上大量的买者和卖者生成一个均衡价格,最终交易行为得以实现。这是一种完全靠市场定价的方式,政府只需要制定初始的交易规则,并且在监督交易市场中的不规范行为中适时调整交易规则,以达到市场的良性循环和达到建立准生权交易的目的。

2.政府管制的竞价机制。当准生权交易市场才开始建立及存在中国区域、行业以及家庭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如果不合时宜地过早引入市场机制可能并非有益,因此,基于保护某些人群的目的,政府可以实行最低准生权保护价,或者最高限制价,或者采取一个国家固定发行的交易价。

3.拍卖制的定价方式。拍卖的方式很多,基本上有四种拍卖形式: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首价密封式拍卖以及维克瑞拍卖。选择哪一种拍卖方式不是本文重点探讨的内容,如果非要推荐一种拍卖方式,可以选择最高限价的荷兰式拍卖。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是拍卖制的初始准生权指标发放模式,拍卖制本身就涉及定价机制,通过初始拍卖形式获得的准生权指标,同样可以在交易系统通过竞价制或政府指导价的形式交易,但是拍卖制的初始准生权指标的发放模式会提高准生权在交易系统中的价格,降低准生权在交易系统中的交易频次和强度:初始准生权指标如果不是以拍卖形式发放,而是在交易系统中采取拍卖式的定价,应考虑各个地区的差异性,无论是全国统一的拍卖所,还是分割的拍卖所,拍卖制最终都会把准生权指标直接转移到收入水平高且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当中,这样可以达到优生和优育的目的,实现富者多生多养,同时提高人口素质,避免收入水平低的家庭的生育陷阱和生育悲剧的发生。但是由政府拍卖准生权有失社会公平和有损政府形象,那么由谁来拍卖,拍卖的钱给谁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三)交易平台的试点和运行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很多全国性的交易平台和交易软件,如股市交易平台,在当今时代,准生权交易平台的建立在技术上应该不存在问题。在准生权交易平台建设方面,天津市有先行先试的优势,有经营产权交易所的经验积累,如天津市先后成立了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天津滨海国际知识产权交易所、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天津股权交易所等,因此,国家可以选择在天津市先行试点区域性准生权交易制度,待到时机成熟,再在全国推广复制天津试点经验,并促成全国统一的准生权交易市场和筹划成立天津准生权交易所。之所以最终要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准生权交易市场,是因为全国性的市场相对于区域市场,更有利于整合生育意愿的时空和个体差异,即在不同时间(准生权期权)、不同家户、不同地区之间形成交互匹配,最终达到准生权的最优配置均衡。准生权交易平台类似股市的交易平台,符合条件的夫妇,通过网上系统,以家庭为单位,以结婚证号为 ,注册一个交易 ,根据不同的准生权发放模式,获得初始准生权指标,在初始指标发放之后,通过家庭报出初始价格或者政府给出指导初始价格(如类似股市的开盘价)③,通过市场上的讨价还价机制,生成准生权的交易价格,因此能够在生育权交易上,把计划配额的优点(总量控制、公平)和市场的优点(注重效率,结构优化)结合起来,规避计划在微观层面以及市场在宏观层面(外部性、公共物品、垄断、逆行选择)的失效,从而实现国家对人口总量的控制,同时达到优生优育、结构优化的目的。

(四)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计划配额下的准生权交易制度

1.建立有效的监督、举报及奖罚制度。即使存在准生权交易市场,现实中可能会存在一些场内不符合规范的交易行为以及场外没有准生权的超生现象,因此,在成立相应的监管部门和对不规范行为备案的同时,必须加强惩罚和奖励机制的建设,如对没有准生权但又生育的家庭,惩罚要远高于市场准生权的价格:对垄断准生权以及囤积准生权等投机行为,除涨停跌停制度外,还应设定任意时刻一个家庭最高拥有的准生权个数,规定单个家庭交易准生权的频次等:对倒卖准生权的行为要严历打击且加以备案,以减少场外超生的现象,使准生权价格真正能够有效地引领准生权流动,促使准生权在家庭之间实现优化配置,使国家人口总量目标得以落实。

准生权市场是新生的市场,因此可能存在技术和规则上的漏洞,需要政府在价格上给予一定的指导,在不断完善交易频次制度、准生权最大持有制度以及涨停涨跌制度的同时,还要不断地在运行中寻找漏洞,及时制定出新规则。但是政府也不能过度管制和扭曲交易市场,否则很容易催生场外交易和黑市交易,使国家失去对交易量和交易流向的控制。

2.完善交易制度和交易平台。在注册交易 和初始指标分配上,要以合法的家庭为单位,避免那些重复结婚或假结婚下骗取生育指标的现象发生,随着不婚人群以及同性恋人群的增加,需要照顾到这部分群体对生育的需求,故应完善注册和初始指标的分配制度:应发展相应的准生证期权市场,满足未来想生的家庭可以及时得到意愿价格下的准生权指标:应发展准生权交易的保证金制度,避免准生权交易违约事件的发生,即使发生违约事件,也可以降低被违约方遭受的损失:应加强政府监管,减少不规范交易行为的发生,保证交易行为的正常运行,真正实现国家总量控制,达到结构优化的目的。在技术上和制度上准生权交易平台和期权平台的建立可以参照有经验的排污权、股市以及期权交易平台的建立,前瞻性弥补技术和制度上的漏洞。

3.加强对初始指标分配、交易效率以及交易模式选择等的研究。在准生权初始指标的分配上、交易效率的测定上及定价和交易模式的选择上都需要在实践中完善和理论上深入研究。在初始生育指标的分配上,有抽签制、符合条件的审批制以及拍卖制等发放模式,未来可以进行定量研究,基于不同目标,比较初始指标的配额模式,选择综合性较好的模式,寻找更有效的新模式,如可以参照新股的发放模式或者其他物品的拍卖模式,准生权的定价方式是很重要的一项拓展的研究方向,如政府管制的定价模式和完全靠市场的竞价模式,当然还存在拍卖制的竞价模式等,这其中涉及到政策给予指导价格如何制定,开盘价或者类似新股发行的初始准生权价格如何制定,竞价式是否能够达到均衡且有效等等:如果采取拍卖制的竞价,哪一种拍卖制是合理的,基于不同的目标,哪种竞价模式优越,未来可以尝试基于综合目标或者单一目标,设计定价模型和评价模型,对不同的定价机制进行筛选。当然,未来在初始指标分配模式和准生权定价模式的评价筛选中,交易成本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所以考察准生权交易平台下的交易费用,也是一个延展的研究方向,等等。

最终在实践中要通过计划配额下准生权交易机制的设计和完善能够实现人口的总量控制和结构优化。总之,未来要逐步制定和完善关于初始指标分配、账户权限、交易时间、交易人群、定价方式、交易频次、涨停跌停制度、休市制度、监督机制、手续费收取以及技术维护等规则,秉着交易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为达到总量控制、结构优化以及优生优育的目的,逐步构建出一个较为完善和有效的准生权交易的机制和交易平台。

六、结束语

60后婴儿潮出生人口逐渐步人退休,90后和00后生育低谷出生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国开始加速进入老龄化,面对持续的人口结构失衡和依然严峻的人口总量问题,此时中国还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生态环境压力依然很大,为了避免中等收入下的生育陷阱,为了给老龄化社会中储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控制人口总量,解决人口结构问题,使得总量目的得到落实,最终帮助中国迈出中等收入阶段,不放开生育不行(否则人口结构失衡: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但又不能过度放开生育(否则,陷人人口总量过大、生育政策被动、生育失控以及人口素质下降的风险),为了免于传统的生育政策陷入被动的局面,本文建立了“一统二放三交易”的全面放开二孩下的计划配额制的准生权交易机制来解决中国当前生育选择上的困境。

通过计划配额下的准生权交易,既能满足国家在总量上控制人口(避免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生育政策落空以及总量上超生现象的发生,同时减轻中等收入阶段下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免于生育政策失控和中等收入下生育陷阱发生的风险),解决人口总量过大的问题:又能够在微观层面实现人口结构的优化(使生育行为在家庭间、时间上、空间上以及不同收入阶段上实现优化,即在恰当的时空以及环境下进行生育,最终准生权转移到具有生育意愿下同时又能够优生优培的家庭、时期以及区域内,达到为未来储备人力资源和提高人口素质的目的),解决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即从宏观上控制,在微观上放活。本文的意义在于,理论上,基于中国特殊的实践,正如Barro和Becker( 1989)把经济学分析引入到社会学中的生育选择行为中一样,本文把经济学的市场机制,特别是产权交易机制引入到生育行为分析中去,提出准生权交易的构想,这至少在国内是先例,更重要的是,准生权交易机制的引入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生育领域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一项大胆构想,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有益探索:在实践中,可以避免当前和未来人口结构失衡和人口总量依然严峻引致的在生育政策选择上的困境、解决中等收入下的人口老化和资源压力的双重问题,在总量控制下促进生育权的合理流动,达到优生优陪、提高收入以及改善分配的目的,这种制度在实践操作上具有可行性,如在天津搞准生权交易所试点,因其是直辖市、有交易经验、当地政府意向性强、经济发达以及易于监管,因此成功的可能性大,成功之后可在全国进行复制推广

总之,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人口红利、资本红利以及资源红利过早地消失,使得发展中国家老龄化和发达国家相同水平时的人均收入远低于发达国家,出现未富先老,再加上中等收入阶段环境和生态压力较大,易出现马尔萨斯的生育陷阱,如何解决这种人口和资源的双重问题,计划配额制下准生权交易是一种思路,这对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以及印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复制和推广,可能对西方发达的国家在解决生育选择问题上,也具有参考作用。

参考材料:

[1]湿地景观规划设计中的文化要素体现

[2]磁盘配额的管理

[3]磁盘配额的管理

教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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