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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研究生毕业论文 赫伯特·亚当斯与大学推广教育观念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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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19世纪颇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赫伯特·亚当斯是教育 观念的积极倡导者,被视为把英国大学推广教育观念入美国的第一人。对亚当斯而言,大学推广教育是其教育 观念的具体体现和缓解当时美国社会脑力劳动者与产业工人矛盾的有效手段。亚当斯把英国大学推广教育观念与公共图书馆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了麦尔威·杜威等人对其观念的改进和实施,迈出了形成美国大学推广教育观念的第一步。亚当斯倡导英国大学推广教育的自由教育传统,使其入试验落入了在英国遭遇的精英性指责的困局而失败。

亚当斯

转变教育观念培养综合人才注重五个“每一”提高教学成绩

互联网时代文学教育观念的转型重塑

现代学徒制教育理念对应用型本科高校课程设置——重庆文理学院洲际班为例

中国近代来普通音乐教育哲学观念的变迁

关键词:赫伯特·亚当斯;大学推广教育;人民的教育;习明纳图书馆;救世军;自由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7)02-0084-07

收稿日期:2016-12-30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与美国社会改革(1890-1920年)”(15ZDA25)。

作者简介:秦发盈(1978-),男,山东新泰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博士生,曲阜师范大学职业与 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高等教育史和大学继续教育研究。

赫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1850-1901年)在历史学界被视为美国专业史学的开创者,是美国历史协会的缔造者和史学专业期刊《美国历史评论》的创始人之一,为美国史学领域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他被其弟子、曾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称为“史学界的伟大舵手,是进行有系统、有组织学术研究的掌舵人”[1]。亚当斯同时也是教育 观念的有力倡导者,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英国大学推广教育观念的引入及实施。在亚当斯的努力下,英国大学推广教育在美国得以引入、发展,并最终形成美国独特的大学推广教育观念。受亚当斯的影响,伊利(Richard T.Ely)、贝米斯(Edward W.Bemis)、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以及詹姆斯·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等都积极参与大学推广教育工作,特别是伊利、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等人还积极努力促成了大学推广教育在威斯康星大学的重组再生。笔者通过文献评述发现,国内外学界对亚当斯的大学推广教育观念的研究寥寥无几,且探讨相对比较零散。本文尝试通过较为详实的史料系统梳理和分析赫伯特·亚当斯在美国引入和实施大学推广教育观念的过程,深化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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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亚当斯不仅在美国历史学界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而且也为教育领域作出了许多开拓性的贡献。亚当斯被著名教育史家鲁道夫视为第一位参与美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专业历史学家[2]。从1887年到1903年,他曾为联邦教育署编写《美国教育史丛书》,共36卷本。这系列丛书主要涉及高等教育的论题,在其36卷中有15卷涉及高等教育历史[3]。亚当斯本人撰写了其中两卷,分别为《威廉玛丽学院》和《托马斯·杰斐逊与弗吉尼亚大学》,前一卷充分体现了其高等教育思想。在这套丛书中,亚当斯还涉及大众教育(包括夏季学校、公共图书馆等主题),特别是大学推广教育,对英国大学推广教育和美国大学推广教育做了详实的历史考察。因其对大学推广教育的卓越研究,纽约州立大学校长柯蒂斯(George William Curtis)给亚当斯颁发大学董事会奖。亚当斯被认为是把英国大学推广教育观念引入美国的第一人[4](P24)。作为专业史学家和教育家,亚当斯呼吁美国大学应积极发展英国的大学推广教育观念,以顺应美国社会的 需求。

亚当斯在美国引入大学推广教育观念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亚当斯继承了其德国导师注重公共服务的思想,把教育看作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首要方式。亚当斯所处的时代正值美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业阶级的产生和工业矛盾及冲突造成了普遍的劳工问题。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亚当斯和伊利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积极关注并努力尝试解决劳工问题。在一篇发表在《基督教联盟》的文章中,亚当斯调查了巴尔的摩当地妇女工人的状况。在这个报告中,亚当斯主张当时针对劳工问题的解决举措是失败的,其原因不只是缺少良好的管理,其根本在于并未对工人提供教育和智力指导(Intelligent Direction)[5]。为此,亚当斯积极倡导大众教育。伊利在其回忆中称亚当斯是大众教育的忠实信徒。“亚当斯作为大众教育的代言人,他努力为工人阶级和普通大众的进步而工作。简而言之,从更大层面上来说,只要是社会所需所求,他都努力付诸实践”[6]。亚当斯把大众教育看作社会改良最安全的路径。大众的启蒙及其生存环境的改善是其关注的重要论题。他平生最后一个教学任务的主题就是“美国的大众教育”。他的学生文森特指出,仅就教育领域来看,在其晚年没有什么教育主题比大众教育更重要。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亚当斯转向英国大学推广教育。大学推广教育不仅是当时大西洋两岸大众教育运动的产物,也是亚当斯推行其教育 思想,尝试解决工业社会工人阶级受教育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案。

其次,从根本上说,亚当斯引入大学推广教育是由其教育 观念决定的。对教育与 的关系,亚当斯认为“人民的教育是 的首要任务”。这一论断源自法国参议员齐格弗里德(Jules Siegfried)的主张。在一篇纪念文章中,伊利提到亚当斯相当欣赏这一信条,把它制成一个便签放置在办公桌上。亚当斯曾在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做过《人民的高等教育》的主题演讲,认为高等教育对所有的美国公民都是平等的,主张调动所有的教育资源包括公共学校体系、公共图书馆和学院及大学来为人民提供教育。而在当时的美国,人民的教育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人们纷纷针对人民究竟应受何种教育、如何接受教育等问题展开讨论。而这首先要解决人民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据李剑鸣的考证,人民的基本含义包括一个国家的全体成员、组成一个社会的人们以及平民大众。人民在美国早期革命者那里有其寻求建立人民政权与对其保持警惕的两面性[7]。比如,被视为美国 的缔造者的杰斐逊在推动 的教育和教育 方面做出卓越的贡献,而他所指称之人民的真实含义还是暗指由拥有土地的自耕农组成的革命精英群体[8]。作为杰斐逊的信徒①,亚当斯一方面坚持人民的至高无上性,认为此时的美国随着选举权的扩大,需要人民接受教育,需要文化的普及,为此而积极倡导教育 ,认为“高等教育不是只为那些少数人的利益,而是让所有公民的子女有机会受益,不管其出身如何”[9](P96);而另一方面,亚当斯进行大众教育特别是大学推广教育的目的是缓解工人阶级的 及其对精英群体的对抗,这也潜在地体现了其教育 思想的精英倾向。

19世纪90年代,大学推广教育成为亚当斯关注的最重要教育主题。1885年亚当斯从英国考察回到美国之后,即向美国联邦教育署提交了一份名为《英国大学推广教育》的研究报告,并在这份报告中首次在美国提及英国大学推广教育的问题,但这份报告并未引起多大反响。1887年,在面向威斯康星州图书馆协会的一次演讲(《习明纳与大学推广教育》)中他继续倡导大学推广教育观念。亚当斯关于英国大学推广教育的主要文献是他1896年去英国参加大学推广教育会议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英国大学推广教育》。在他看来,这份报告是对之前相关研究的扩充和汇总,是一份更为严格的历史研究成果。通过上述考察和分析,亚当斯充分肯定了英国大学推广教育观念的两个重要内容:一方面,大学推广教育是英国的一个教育 运动,担当着拯救者的角色,是当时英国扩大选举权和英国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对于英国大学推广教育的核心观念——文化论,他是在美国引入和实施英国大学推广教育文化论的积极倡导者。

(一)英国大学推广教育作为“救世军”

英国大学推广教育最初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当时英国大学的封闭性和精英性,增加中下阶层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高等教育机会,尝试通过教育来缓解工人阶级的社会对抗,让他们融入新的社会秩序,成为合格的公民。如当时的牛津大学推广教育领导者米歇尔·萨德勒所言,“公民的高等教育已经成为现代 国家尤为迫切之事务”[10](P958)。而大学推广教育出现之时,正值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出现信仰危机,这一教育形式很大程度上被作为宗教信仰的替代者,承担了拯救者的角色[11]。亚当斯考察英国大学推广教育后,敏锐地抓住了这些英国大学推广教育的特质。他在不同场合和报告中反复强调英国大学推广教育的 特征,认为大学推广教育是英国当时更广范围 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大学推广教育,大学得以向社会、向无力接受高等教育之人开放。为此,他把英国大学推广教育定义为“当人民无法来到大学时,把大学带给人民的各种系统努力和尝试”,“是一种由相信这份事业并志愿投入的教师通过讲座、班级和书面论文等形式开展的系统的高等教育,其对象是广大人民,不管其等级、性别和年龄的差别”[10](P966)。

作为历史学家,亚当斯追溯了英国大学推广教育的历史渊源,认为它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向普通民众传播圣经的结果,可以说,从一开始大学推广教育就具有了宗教性特点。亚当斯认为英国大学推广教育的先驱有机械讲习所(Mechanics Institute)的开创者伯克贝克(George Birkbeck),拉比公学改革者、校长阿诺德(Thomas Arnold)以及伦敦工人教育学院的创始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莫里斯(Frederic Denison Maurice)和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等人。这些人成为了英国人民高等教育的早期领导者,他们注重宗教的社会责任和关怀意识使得英国大学推广教育具有了社会福音使命的特征,包括工人阶级、妇女及穷人等下层群体成为其关注的对象。进入20世纪之后,英国大学推广教育开始明确关注工人阶级,而且其努力成功地获得了制度保障。在一篇题为《大学推广教育及其领导者》的文章中,亚当斯借用卜维廉(General Booth)创立的救世军(Salvation Army)①称谓,把英国大学推广教育称为是教育的救世军,强调其对不利群体的拯救作用[12](P21)。与这一大学推广教育的“救世”作用紧密相关的是大学睦邻运动。卡宁汉姆(Raymond J. Cunningham)指出,虽然亚当斯相当保守,但他具有社会福音的思想,积极倡导在美国工人居住地区实施睦邻运动[13](P253)。在《英国大学推广教育》报告中,亚当斯最后提到的是汤因比及汤因比馆的工作。众所周知,汤因比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史学者。在其短暂的生命中,他积极投入到英国工业社会中各种问题的解决中,特别是在东伦敦地区改善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卓越工作。伊利提到亚当斯对汤因比的偏爱——在一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中专门探讨了汤因比的思想观念和实践。

尽管亚当斯指出大学推广教育平等地面向所有人开放,但在美国倡导大学推广教育初期,他还是针对工人阶级进行了一系列教育尝试。1888年,亚当斯组织了“以劳工的进步”为题目的12场大学推广教育讲座。他本人担当首场讲座,其题目即为“英美的工人教育运动”,其他场次的题目分别为:美国工人需要什么;社会主义的优势和劣势;中国劳工及移民;日本的劳工;古希腊的奴隶工人;中世纪的劳工;中世纪的行会;一百年前的美国劳工和制造业;现代工业进步;工业教育和科学慈善及有组织的自助。这是亚当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比较早实施英国大学推广教育观念的尝试[14]。可以说,这是美国第一次实施英国大学推广教育观念[15]。而受教育对象专门选择工人阶级,也是亚当斯从英国模式中汲取的一条重要经验——通过大学推广教育来缓解精英阶层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抗,最大程度地提升资本与劳工的利益。虽然此后亚当斯本人并未继续发起此类活动,但他号召自己的学生积极进行了此类工作,比如贝米斯、特纳等人。在他们的讲座课程中,为了吸引工人参加,还为其提供学费半价优惠政策。

(二)文化论:英国大学推广教育最核心的观念

英国大学推广教育最为核心的观念是文化论。除了上文提到的汤因比,马修·阿诺德、拉斯金(John Ruskin)等一大批当时的英国知识分子均是大学推广教育的文化论支持者。其中马修·阿诺德是这一观念的最经典阐释者,其代表著作为《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对阿诺德而言,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指代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一切最优秀的思想、文化之积淀。就其实质而言,文化是最广义的教育,它应是超越阶级、宗派、个人小利益的力量,提倡以此种文化作为走向完美(Perfection)的途径和手段,讲求慢功夫,讲求沉下心来学习、思考,强调全社会、全民行动启蒙益智教育[16]。自由教育或称为博雅教育是英国大学推广教育的主要内容。在《大学推广教育及其领导者》一文中,亚当斯把以文化论为核心观念的英国大学推广教育的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巡回演讲;使用教学大纲,记笔记,鼓励自学;自主的书面作业练习,以答复所提出问题;课堂公开讨论和演讲评论;书面考试[12](P27)。

亚当斯是英国大学推广教育文化论在美国引入和实施的积极倡导者。在亚当斯看来,这种高等教育形式在其最高层面本身就是其目的,不应只是获取金钱的手段,它应是一种自由而神圣的智识生活。他在《人民的高等教育》的演讲中,引用了伦敦大学推广协会主席戈申(George Joachim Goschen)的话来概括这一观念的特征,“人们学习知识不仅仅是作为维持生计的手段,也应成为生活的方式”。亚当斯指出这种教育是最高层次的教育,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它是自由的和人文性的。亚当斯认为整个国家需要这种文化的普及,并在其晚年积极寻求把这一自由教育向更大范围的美国人民开放。不过,亚当斯认为这种自由教育当时还远未得到充足的重视和发展,起码在威斯康星州情况是这样[9](P90)。

除此之外,亚当斯还提出英国大学推广教育并不完全是个教育救世或传教福音运动,它还具有经济特征,主要体现为大学推广教育的供需论。需求一方是成年投票人,他们过去因忙于其他事务而未能继续学习,而现在认识到高等教育的意义而有了继续学习的需求;而供给的一方是大学,它们提供受过专业训练、有热情的年轻讲座教师和其他资源。大学推广教育经济特征的另一个体现是其学费。据亚当斯记述,最早开展推广教育的剑桥大学一周12场的讲座课程学费为225美元[17](P31),此外还有考试费用等。

这一部分着力探讨的是赫伯特·亚当斯对英国大学推广教育观念的发展,也即他把英国大学推广教育观念与美国公共图书馆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完成了英国大学推广教育观念在美国的一次重要改进。要理解这一点,需要指出亚当斯的一个主张——他认为应调动一切资源服务于人民的高等教育,加强公共学校教育体系、公共图书馆、学院和大学以及其他社会教育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而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亚当斯提出并倡导大学推广教育与公共图书馆的结合。

图书馆是亚当斯众多关注领域之一。他在图书馆专业化的管理、制度及实践方面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例如他推动了库存本制度(Reserve Book System)的出台。他还以其德国导师的私人藏书为基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专门图书馆。亚当斯与当时美国著名的图书馆专家如温莎(Justin Winsor)、莫里森(Nathaniel Holmes Morison)、普尔(William F. Poole)、杜威(Melvil Dewey)、福斯特(William E. Foster)有密切交往。亚当斯在这一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为《公共图书馆与大众教育》(1900年),探讨了美国图书馆在实施大众教育方面的历史及贡献。在这本书中,亚当斯倡导美国大力发展公共图书馆,每个社区都应有其公共图书馆,认为公共图书馆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大学”。“最优秀的人民大学是那些拥有卓越的图书,批判性和大众化的刊物以及可读性强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文章的图书馆。”[18]而与倡导大学推广教育一样,亚当斯倡导公共图书馆的原因也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力量,还在于它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一)习明纳图书馆与大学推广教育

习明纳图书馆(Seminary Library)是亚当斯学习德国习明纳讨论班的结果。亚当斯让它具有了新的形式和内容。它成为英国大学推广教育在美国推行早期比较成熟的模式之一。亚当斯在1887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千岛湖年会上发表了《习明纳图书馆和大学推广教育》的演讲。这份报告不仅呼吁美国积极发展大学推广教育,还强调应将它与公共图书馆有机结合。报告还提出了习明纳图书馆的理念及设计方案。习明纳图书馆的理念结合了亚当斯等一批留德学者积极推行的德国习明纳讨论班形式和英国大学推广教育的观念。特别是对于后者,亚当斯作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一直在积极思考如何在美国推行英国大学推广教育的问题。亚当斯认为美国的公共图书馆是大学推广教育的天然领导者,主张通过美国相对发达的公共图书馆体系来为人民开设系统的高等教育课程。每一个大的公共图书馆都应成为“人民的大学”,作为这个社区高中的最高层次。它不仅面向公共学校的学生,也面向社会的 ,是这个社区有组织的公共教育的“顶点和王冠”。为此,他把公共图书馆定义为图书馆馆员为人民开展有组织的高等教育之场所[17](P22)。

在具体的设计方面,亚当斯借鉴了英国大学推广教育的讲座形式和课堂讨论。他认为公共图书馆应积极开设图书馆课程,主要形式包括讲座课程和班级讨论课两种。为实施此类工作,他认为应具备如下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应具备专业的现代图书馆管理人员。图书馆管理人员应像律师一样接受专业的训练。第二,按照大学推广教育的要求,讲座课程围绕某一学科主题开展12场讲座,每周一次,聘请优秀的演讲者。第三,班级讨论课程。班级讨论包括讲座内容和个人阅读指导,还提供阅读书目、讲座的纸质大纲,图书馆为课程开设提供图书预留。第四,能够胜任图书馆讲座课程和班级讨论课程的演讲者和教师,可以就近从学院和大学中聘请,报酬为每次讲座10~20美元左右。讲座收取的入场费占总支出一半,其他费用来源于公民个人捐赠。另外,他还建议现代图书馆应设置专门的小型讲座大厅和班级讨论室。讲座大厅能容纳300人左右,班级讨论室能容纳50人左右,并配以圆桌供学生讨论[17](P26-28)。

亚当斯的方案首次实施是由位于纽约水牛城(Buffalo City)市的伍斯特(Worcester)公共图书馆馆长拉尼德(J.N.Larned)完成的。拉尼德在听完亚当斯在千岛湖年会上的报告后深受启发,随即着手实施亚当斯的计划。这个图书馆号称是新英格兰地区管理最好的图书馆之一,是新建的现代图书馆。拉尼德从图书馆员和纽贝里基金会(Newberry Foundation)募得充足的资金支持这一计划的实施。就讲座教师人选问题,拉尼德向亚当斯征询意见,后者推荐其学生经济学家贝米斯。贝米斯听取其导师的意见选取了当时颇受关注的劳工问题——“资本与劳工的关系”作为讲座题目。课程采取讲座和班级讨论两种形式,每周一次,共12场。课程每次收费2美元,遵照英国的做法,对工人减半收费为1美元[17](P24-25)。最终这一实验计划取得了成功。这一方面缘于拉尼德和贝米斯的卓越能力和付出,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亚当斯在其中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亚当斯因此赢得了当时英美两国大学推广教育领域的广泛认可,其中包括伦敦大学推广教育协会主席的罗伯特(R.D.Roberts)和牛津大学推广教育委员会主席的萨德勒[4](P27)。

(二)麦尔威·杜威与纽约州立大学推广教育

亚当斯的方案最卓越的实施者和发展者是麦尔威·杜威。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是杜威图书分类法的发明人、美国图书馆协会的联合创始人,从1888年到1906年担任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馆长,1888年到1900年担任纽约州立大学的秘书。上文指出杜威与亚当斯是很好的朋友,两人在很多方面志同道合。亚当斯在其公共图书馆的著作《公共图书馆与大众教育》中表达了对杜威所提供帮助的认可。杜威和亚当斯在许多观点上有着广泛共识,比如在公共图书馆作为人民的大学以及英国大学推广教育的引入方面。杜威取得的最突出成就是游说纽约州立大学董事会通过支持在大学开展推广教育的法案。从1888年上任之初到1891年,在杜威的不懈努力下,纽约州立大学董事会(Regents)通过了支持开展推广教育的法案。法案规定,由纽约州立大学董事会负责建立专门的大学推广教育机构并指导其工作;拨款10?000美元用于此项法案的实施。这一举措开创了英美两国立法支持开展大学推广教育的先河。在制定法案的过程中,杜威曾亲自去英国考察了解最新的大学推广教育做法,而且就此类问题与亚当斯通信交流看法[4](P30)。杜威还聘请亚当斯的学生肖(William B.Shaw)到其图书馆开展推广教育课程。

亚当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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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实施方面,根据法案规定,纽约州立大学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及相应的组织机构——大学推广教育系(The Extension Department)来协调和管理推广教育工作。按照杜威的设想,这个系的职能包括“运用印刷品、地方演讲和书信等方式开展工作,维持总部的管理办公室的运行;借用英国用图书馆服务于推广教育课程的习惯做法;为讲座教师提供解释性材料;通常来说,用更为廉价的成本为这个州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4](P30)。自从英国挑选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失败后,杜威不得不亲自担任这一机构的负责人。它最初的组织机构设有信息部(Information Bureau)、推广图书馆、旅行图书馆以及地区中心(Regents’Center)。此后,改组成四个机构:公共图书馆、学习俱乐部(Study Clubs)、推广教学部和夏季学校[19]。

结语

英国大学推广教育19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初期在美国的引入整体是不理想的,只是在威斯康星大学对大学推广教育重组改革之后,大学推广教育才得以在美国重生。赫伯特·亚当斯晚年也表达了对大学推广教育在美国的实施效果的失望,并为此分析了其中的五个原因:1.缺少适合 的讲座教师;2.缺少资金;3.人民缺少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投入推广教育;4.推广教育的管理从属于学校核心事务管理;5.更为廉价的教育之竞争[20]。他把主要原因归咎于美国公众对大学推广教育的冷漠,甚至在1893年之后,亚当斯已停止为这个运动按年编序[21]。尽管如此,亚当斯对于大学推广教育在美国发展的影响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他不仅是第一个把英国大学推广教育观念引入美国的人,积极参与了大学推广教育在美国引入的实践工作,而且,他还培养了一批从事大学推广教育的学生,比如贝米斯、威斯康星大学的特纳及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鲁滨逊。受其影响的当然也包括伊利,使威斯康星大学成为下一个开展大学推广教育的重镇。亚当斯在当时的大学推广教育领域成为了领军性的人物。正是在亚当斯的影响基础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为当时大学推广教育的“总部(Headquarters)”[4](P30)。他的得意弟子特纳因此把亚当斯称为“巡回演讲的历史学家(peripatetic historians)”[13](P254)。

上文指出,亚当斯的大学推广教育是其教育 思想的具体体现。他尝试把它看作为了人民的教育体系之重要组成部分,把它作为缓解当时精英群体与工人阶级之间冲突的有效手段。他主张用理智而不是骚动对抗来解决社会问题,为此在19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投入了巨大的努力。但从其实质来看,他的立场是站在精英群体一边的,而正是这一倾向导致了他落入英国大学推广教育广受精英性指责的困局之中。尽管他也看到了注重文化论的大学推广教育在更为注重实用观念的美国土地上“水土不服”,工业和技术教育与古典文化和学术专业教育在学术声誉和地位上的矛盾对立,但他对古典文化和学术专业教育精英地位的青睐,却在调和劳工和资本之间冲突问题上缺少更有成效的举措,注定了亚当斯等一批人在美国实践英国大学推广教育观念的失败结局。

参考文献:

[1]更新教育观念提高教学效率

[2]新世纪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观念

[3]新世纪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观念

名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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