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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 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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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国文学研究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虽受冷战影响,但仍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对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白芝从文学史及创作技巧等角度对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与传统白话小说之间的传承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戈德曼则充分发挥了史学研究的特点,探讨了新中国文艺政策和文艺体制与作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与夏济安、夏志清等学者共同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复杂却充满活力的研究阶段。

中国当代文学

论空间理论视域下《在路上》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化区间的建构

20世纪80年代我国人道主义异化争论

马克思主义本义——兼反思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在解放农民上的实践

20世纪60年代前期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综述

关键词:当代文学,“十七年文学”,美国学者,海外中国研究

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5-0071-06

20世纪60年代,美国研究界把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甚至1942年以后)的文学统称为“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直译为“中国共产主义文学”。这一命名的背后是美国乃至西方在当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定性等宏观政治经济问题。就文学领域来说,所谓的“中国共产主义文学”所涵盖的范围,应属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部分,并与“十七年”(1949-1966)文学存在一定重合,因而有学者也往往将对“中国共产主义文学”的研究视作“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一部分①。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新中国文学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与日后北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蔚为大观相比,成果并不十分丰硕。在诸多研究者中,夏济安和夏志清的研究已为人熟知。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由耶鲁大学出版,该书被称为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上的“划时代的经典之作”②。众所周知,该书主要讨论中国现代小说,只有在全书的最后部分及附录中,才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部分有所论及;1968年,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英文版由华盛顿大学出版,该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在中国左翼文学研究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一本划时代的杰作,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有关左翼文学的研究,无论在架构和论点上,可以说是无出其右”③,然而该书的主要内容为研究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只有最后一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二十年”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除此之外,1960年代美国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较少为人所知。实际上,白芝(Cyril Birch)、戈德曼(Merle Goldman)等学者的研究同样值得重视,他们的研究对日后北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半个世纪之后重新审视他们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虽然个别研究无法摆脱冷战思维及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但整体看来,20世纪60年代美国研究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呈现出了复杂且充满活力的面貌,颇具开创性。

白芝作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曾于1962年8月13日~17日,主持召开了一次以中国共产主义文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该会是西方学术界第一个就中国共产主义文学召开的会议,与会者均在美国高校任教,因而这次会议也成为了理解美国20世纪60年代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窗口。有研究者指出,英美学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是在冷战语境中进行的,“站在西里尔·白之所谓‘我们’的立场上,将新中国‘十七年文学’视为一种异质的‘他者’进行观察和演说。这种特有的‘看’与‘被看’的对立关系,构成了冷战语境中的英美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基本框架与展开演说的思想逻辑。”④由此认为当时英美学界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是在冷战思维下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的产物,“借以阐发其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理念,是一种自我想象的话语表达。”⑤会后,1963年春,牛津大学出版的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第13期,以此次会议的参会论文为主体,出版了Special Survey of 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 即《中国共产主义文学特刊》(以下简称《特刊》)。值得注意的是,该期编辑为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编辑顾问为赫德森(G. F. Hudson),两人均为国际政治学者。

作为会议的发起者,白芝的研究尤为引人注意。在《特刊》的“导言”部分,白芝引用了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个观点即“the search for the particle of art”,即“寻找艺术粒子”。帕斯基尔纳克的这一观点,旨在说明“艺术粒子”是艺术的本质。白芝对这一观点的借用,是为了提出对中国共产主义文学的研究应该集中在文学本身。他认为,无论我们能在中国共产主义文学中发现多少艺术成分,我们都应该对中国共产主义文学蕴含的能量和视野予以肯定。⑥同时,如果我们是研究文学问题,那么,我们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艺术的本质或基础上面。只有在我们对艺术的本质做了充足的详细研究之后,才能对它的社会影响和政治意涵进行研究。⑦并且,白芝举但丁创作《神曲》为例,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来说,并不一定意味着灾难。⑧白芝所谓的“艺术粒子”显然反映了他对艺术的理解持本质主义色彩的看法。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则认为,白芝提倡的这种先研究艺术的本质,再研究其政治社会意义的做法,将会使“本质”成为“一种概念上的虚幻”(a conceptual of fantasy),最终将导致文学研究进入死胡同。⑨即便如此,白芝对中国共产主义文学所持的态度,显然是积极和开放的。此外,白芝还用古希腊神话中的海妖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的典故,提醒美国研究者在研究这一时段文学时往往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困境,即要么不耐烦地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文学就是一大堆大众宣传材料;要么认为它们都是一些水平很低的创作,并不值得阅读。⑩然而,白芝认为,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这些作品并不是为美国学者写的,它的目标读者是中国大众,而且中国作家们正在接近广大的群众。虽然,白芝的“我们”与“他们”之分,并不能完全排除“看”与“被看”的二元模式,但是,这并不妨碍白芝提倡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研究态度。与其说这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不如说是白芝研究态度中的“了解之同情”。

在另一篇论文中,白芝主要研究了自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中国共产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这也是其研究的独特之处。他指出, 在1938年就对思想领域的“洋八股”提出批评,并要求代之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接下来的文艺创作实践中,很多文艺作品都借鉴了民间文艺的形式,如最典型的秧歌剧,以及大获成功的歌剧《白毛女》。在1949年以后,文艺创作对民间传统文艺形式的借鉴和吸收更进一步,如1958年的京剧《红色卫星大闹天宫》,以及在1949年之前创作了《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的赵树理,也在1958年创作了小说《灵泉洞》。白芝对《灵泉洞》评价很高,认为赵树理不是在简单地模仿古代英雄传奇,而是对中国叙事文学传统的延续。然而,白芝也指出,像赵树理一样能在创作中更巧妙融合传统艺术元素的作家少之又少。他批评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就是失败的例子,作家对信天游这种民间艺术形式的吸收过于矫揉造作。?輥?輲?訛

其实,白芝之所以长期关注新中国文学创作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与他长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背景有关。?輥?輳?訛在稍后的20世纪70年代,白芝在《中国小说的继承与变革》?輥?輴?訛一文中,试图通过比较李伯元《文明小史》中的傅大人(傅祝登)、茅盾《子夜》中的周仲伟以及浩然《金光大道》中的张金发三个人物来指出中国共产主义文学与中国传统的旧小说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五四”文学在中国文学史框架中的独特地位。尤为重要的是,白芝在文中讨论了“小说”(novel)这一概念。他认为,尽管如亨利·詹姆斯所说的那样,“小说”是一种“奇妙的”形式(the‘prodigious’form),这一概念本身就极具弹性,但是,如果考虑到19世纪欧洲的现实主义小说,那么中国传统的白话小说,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就很难被归入小说的行列。白芝认为,如果不拘泥于“小说”这一概念,而是从传奇、寓言乃至中国固有的“讲史”等角度出发,则能更好得认识到《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小说的文学价值。继而,以浩然的《金光大道》为例,白芝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小说也很难被确认为小说(novel),而更应该被归类为寓言。由此,他认为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历史是短暂的,只有从“五四”到1942年不到30年的时间。然而新中国时代的新作家们则正处在一个“大回归”(a Great Return)之中,并且,新中国的小说将更加“中国化”和“大众化”,这与中国固有的叙事和戏剧文学追求“典范性”的传统一脉相承。?輥?輶?訛显然,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先锋文学的出现等文学现象都大大超出了白芝的预期。正如李欧梵后来所论,白芝的这一论断“太过悲观了”?輥?輷?訛。虽然白芝的论述并无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但是我们仍能看出他在比较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即中国五四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架构中的异质性或独特性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是寓言而非小说,都隐含着一种前现代与现代的划分。不过,白芝也认为浩然与李伯元等人迥然不同,他对新的文学创作技巧的熟练运用显然是现代的,如他对倒叙(flashback)以及中心视角叙述等技巧的熟练运用,都在《金光大道》的创作中得到了很好得体现,但这都无助于改变其作品仍属寓言而非现代小说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70年代,白芝在论文中也并没有对1942或1949至1966年文学给予特殊的关注,即没有就“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做适当的区分,而仍将其统称为“后1942”(post-1942)或“后延安”(post-Yenan)文学。这与他在1960年代文章中用的“中国共产主义文学”(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的表述保持了一致。因而,他所选取的这一时段的代表作品,即浩然的《金光大道》(写作始于1971年)按照当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划分应该算是文革文学,与1942或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文学存在较大差异,对“后延安”文学这一整体来说,其代表性值得商榷。洪子诚认为“比起《艳阳天》来,无论是作品(《金光大道》)中的人物的个体意义,还是作家的体验本身,都被整合到作者所认同的‘文革’统一的历史叙述中。”以《金光大道》为代表的文革文学无论是在美学风格上还是思想内容上都与之前的“十七年”文学有着很大差异。在“文革”中,政治观念、意图在文艺作品中的表达采用更直接的“转化”方式,即所谓“政治”的直接“美学化”。胡风、周扬等的文学思想中的“政治性—真实性—艺术性”,成为“政治—艺术”的结构。现代“左翼”文学对“现实主义”的信仰,他们用来调整政治与艺术紧张关系的“真实性”,已从这一结构中“拆除”。这一看法与白芝认为《金光大道》不是小说而是充满了象征性的寓言这一论述存在共性。

除白芝外,《特刊》中的绝大多数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仍处于比较初步的阶段,多数论文往往花费大量的篇幅对小说的创作情况以及情节进行介绍。如Li Chi在《共产主义战争故事》一文中讨论了自抗日战争至20世纪60年代中国战争文学的发展,特别是不同阶段对战斗英雄形象的塑造。作者既指出了像《吕梁英雄传》这类借鉴传统小说技法的成功之作,也批评了不少战争文学中的英雄人物有类型化、脸谱化的问题。C. W. Shih讨论了以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小说。作者认为这些小说大多存在主题先行、说教气比较重、人物形象过度理想化等问题。但是,不少作品也不乏亮点,像赵树理、李准、周立波等人就敏锐地把握了社会的动态,描写了作家所见所想的一些真实的社会情况。此外,这些作品也写到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运动对家庭 的冲击。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研究方向。同时,C. W. Shih提醒到,读者并不能把这些文学作品当做获取中国社会信息的社会文本(social documents),而且通过对这些文本的研究,也不足以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F. S. Yang则关注了十七年小说中对工人的描写,作者主要分析了《我们的节日》《春天来到了鸭绿江》和《百炼成钢》三部作品,虽然这些作品中存在过分强调党的领导反而弱化了工人形象等问题,但这些作品仍然是值得称赞的。特别是艾芜,F. S. Yang认为他在描写工人阶级的时候所展现的真挚情感,值得赞赏。?輦?輲?訛夏志清则讨论了“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除了介绍十七年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基本情况之外,夏志清敏锐地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在《残余女人味: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女性》一文中,他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极大地解放了女性,将她们从家庭中解放了出来,投入到社会生活、生产之中?輦?輳?訛;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知识分子作为主要文学形象越来越少,工农兵成为主流,但是在十七年文学中,女教师、女医生等形象却并不少见。曾任教于北京大学的Hellmut Wilhelm(卫德明)则分析了十七年文学中的青年与老年形象,指出了青年形象愈发抽象化、标语口号化等趋势。综合来看,无论是研究主题还是研究方法,上述学者的研究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明显的冷战思维,他们所关注的仍是文学本身。

中国当代文学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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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非所有身处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研究者都能摒弃意识形态的偏见,有些学者的研究就充满政治色彩,这也导致其研究偏离了文学研究的轨道,让冷战思维和过度浓重的意识形态偏见影响了他们的学术判断。在《特刊》中,Vincent Y. C. Shih就试图以茅盾、巴金、沈从文三人为标尺,对作家进行政治光谱定位。显然,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只能导致对作家进行“亲共”、“反共”、“中立”等政治身份的划分,而非文学研究之道。?輦?輶?訛夏济安则讨论了《山乡巨变》《青春之歌》《红日》几部长篇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与英雄崇拜问题,?輦?輷?訛其意识形态偏见则更为直白,他明确表示自己是一个有偏见的读者,且对新中国政权并无好感。?輧?輮?訛他认为小说中的有些细节很好地契合了意识形态的需要,但是有些却并非如此。?輧?輯?訛由此,他在阅读《山乡巨变》《暴风骤雨》等作品时,从诸多细节中发现了一些所谓的“非共产主义”的内容。对此,杜博妮已经指出,这种煞费苦心地想从共产主义小说中发现一些非共产主义甚至反共产主义内容的研究方式,很快就在1970年代时被摒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刻意区分意识形态(undiscriminating)的研究方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类极具意识形态偏见的研究方法的失效。

戈德曼(Merle Goldman)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另一位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学者。196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戈德曼所著《共产主义中国的文学异己》?輧?輱?訛一书,该书较早关注到了20世纪40至50年代,中国 与部分作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因其研究主题的敏感性,该书往往容易被认为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戈德曼也被认为是在有意拔高受批判作家的地位,“在观察和批评时,他们(实际即指戈德曼)习惯于将‘十七年文学’批判运动同新中国文学政策联系起来,较高地评价那些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和批判的个人及其作品”。?輧?輲?訛毋庸讳言,在当下看来,戈德曼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可能难免受到冷战思维或冷战社会政治氛围的影响,对有些中国作家的评价不够客观。但是,细读其著作后却必须承认,戈德曼的研究主旨并不在于为受到批判的作家翻案,或故意拔高其文学史地位,而在于探讨新中国文艺体制、文艺政策的形成过程及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这一更为宏观和更具历史意义的问题。戈德曼在研究中不仅没有受到明显的意识形态的羁绊,反而较早地对许多重要的文学史问题和现象做出了比较客观和全面的分析。例如,对于1942年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戈德曼认为,在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既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也有个人恩怨和私人利益冲突在其中发挥作用。?輧?輳?訛而对于20世纪30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及周扬等人与鲁迅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戈德曼则认为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中夹杂了个人恩怨的因素,同时双方在美学和意识形态认知上也存在分歧。?輧?輴?訛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这一问题的大量研究,都从不同方面佐证了戈德曼研究的前瞻性和准确性。此外,戈德曼是较早注意到40年代国统区经过整风的研究者。通过对1943年《新华日报》等材料的阅读和研究,她认为在国统区,特别是在重庆的整风运动,与延安整风有较大差别。国统区整风更为关注作家们的私人生活问题,其中包括生活习惯、交友、言谈用语等。?輧?輵?訛此外,戈德曼认为身在国统区的胡风、冯雪峰等人最初对整风运动的意涵并不清楚,对整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胡风在给路翎、舒芜的信中甚至认为整风只是做一些自我批评,是走形式的过程罢了。究其原因,戈德曼指出这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迟迟未能公开发表有关。直到1943年10月19日,距离座谈会召开一年多之后,《讲话》才终于在《解放日报》全文刊发,整风运动才更直接地触动到了胡风等人。?輧?輶?訛如今看来,这一观察同样十分敏锐。通过这些研究,戈德曼从具体的史实层面逐渐发现了作家与中国 及新中国文艺体制之间的矛盾所在。在研究过程中,戈德曼运用了大量在当时已公开出版的材料,基本是在以严格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态度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或许与她在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与史华慈从事历史研究所受到的学术训练有关。虽然,受制于材料的匮乏、较短的历史距离以及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戈德曼在一些史实上存在瑕疵,但这并不削弱其研究对全面研究新中国文艺体制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所具有的重要开创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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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试图将研究集中在文学本身的白芝,还是着重从历史角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戈德曼,抑或其他参与了1962年会议的学者,他们共同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复杂面貌。毋庸置疑,冷战时期特殊的政治氛围导致不少学者执拗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而无法对那一时段的中国文学做出客观准确的研究与评价。但与此同时,白芝、戈德曼等学者仍能从不同角度出发,对中国当代文学展开深入研究,提出了包括中国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社会运动与家庭 、文艺政策与文艺体制等在内的一些至今仍具启迪意义的问题和研究方向,形成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不仅具有学术史意义,同时也具有“反求诸己”的反思价值。一味地认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研究界被意识形态所左右,对中国当代文学充满偏见与敌意,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种观点本身也没有跳出冷战思维的窠臼。

参考范文:

[1]20世纪60年代英国经济贸易利益向欧洲转移中的美国因素

[2]二战后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学“垮掉的一代”

[3]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财政支援农业的历史考察

本文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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